徐渊对这个结果有心理准备吗？有的。早在察觉宋子文态度的微妙变化，以及孔祥熙对寰宇公司利润越来越露骨的关切时，他就已经开始布局退路。转移家人、技术骨干，变现边缘资产，这一切故布迷阵的操作，既是为了安全，也未尝不是一种对可能到来的背叛的未雨绸缪。但“有准备”并不意味着“不心寒”。那种被曾经并肩作战（至少在表面上）的“盟友”从背后推了一把的感觉，让他对这个人情社会的残酷有了更深的认识。
电报中提到，宋霭龄在太太团面前暗示“有些人的本事难以替代”，试图将祸水引回他身上，甚至可能存了将来局势无法收拾时再请他“出山”收拾残局的心思。徐渊冷笑一声，回身将这页电文凑到桌上的煤油灯旁，橘黄色的火苗舔舐着纸张，迅速将其化为一小撮灰烬。
“飞鸟尽，良弓藏。”徐渊再次念出这句话，声音里带着几分自嘲。他走到书桌前，重新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他知道，孔宋家族迟早会因为寰宇的烂摊子再次找他，而那时，他不会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良弓”。重庆的夏夜依旧闷热，但徐渊的心中，却已开始酝酿一场属于自己的反击。
“把我当什么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家奴吗？”他望着跳动的火焰，眼神锐利如刀。重庆，虽然条件艰苦，但远离了上海滩那个是非窝，远离了那些虚伪的应酬和尔虞我诈，反而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这里有新的机遇，有亟待开拓的市场，有更需要实业支撑的抗战大后方。他徐渊的舞台，从来就不应该局限在一个靠权贵资本堆砌起来的、脆弱的皮包公司里。
上海的事情，就先让他们自己去收拾吧。宋子文的烂摊子，孔祥熙的焦头烂额，太太们的哭哭啼啼，以及宋霭龄那精于算计的头脑里转着的各种念头……这一切，都仿佛隔着一层厚重的雾气，变得遥远而不真切。
他转身离开窗口，走到摊开着重庆及周边地区资源地图的书桌前。地图上，各种颜色的标记标注着矿藏、可能的厂址、交通线路。这里的空气虽然湿热，却充满了生机和另一种更为质朴、也更接近他实业救国初心的可能性。
那点因被背叛而产生的不快，迅速被一种开拓新局面的决心所取代。宋氏姐妹的“良善”与否，已不重要。寰宇公司的倾覆，或许在旁人看来是一场灾难，但在他眼中，不过是挣脱了一道黄金枷锁罢了。现在，是时候在这片群山环绕的土地上，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打造一番新的事业了。至于上海滩的风风雨雨，且随它去吧。
随着消息和影响的持续发酵，寰宇贸易公司的巨额亏空，像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国民政府光鲜的财政外衣，露出内里早已糜烂的肌理。
这绝非一次普通的商业失利——徐渊当年加入公司时，只把它当做金融交易的“壳”，但随着时间发展，除开自己凭借超前眼光和未来信息经手的盈利项目外，便从那些模糊的账目（这些由孔祥熙，宋子文以及蒋介石的顾问们负责）、频繁的离岸交易中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如今证实，这家公司根本是蒋介石政权的“暗线金库”，通过与英美洋行的虚假贸易、外汇对冲等操作，将军阀贿赂、鸦片贸易等见不得光的资金“洗白”，再转化为购置军火的美元、供养嫡系部队的军饷。这条隐秘的资金管道，曾是蒋氏政权维持运转的“生命线”，如今管道崩裂，不仅断了财路，更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窟窿，每一日都在吞噬着本就紧张的军政资源。
彼时的蒋介石，正坐镇南昌行营，全力指挥对共产党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军用电报从各条战线涌向行营，内容却大多是“弹药告罄”“粮秣不足”“士兵冬衣未发”。他案头的军费清单像一本厚重的账簿，每一页都写满了天文数字——进口一挺马克沁重机枪需2000银元，一发山炮炮弹要50银元，十万嫡系部队每日的口粮消耗就达3万斤大米。这些数字像一头贪婪的巨兽，日夜啃噬着他的耐心。寰宇亏空的消息传来后，蒋介石只能对着地图发脾气，听闻孔祥熙的呈报，他猛地将手中的铅笔摔在桌上，笔杆断成两截：“一群饭桶！连个公司都管不好，要他们何用！”
可愤怒解决不了问题。蒋介石比谁都清楚，真正的麻烦不是寰宇本身，而是钱袋子的集体“失灵”。以往每逢军费告急，他只需一个电话，江浙财团的银行家们便会带着支票赶来——虞洽卿的上海总商会、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周作民的金城银行，这些曾在“四一二”政变中为他提供巨额资金支持的“功臣”，如今却成了最难啃的硬骨头。他派去催款的副官回来复命，说虞洽卿以“商会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推脱，陈光甫则直接避而不见，只让秘书传话说“银行需应对挤兑风险，实在无力再垫款”。
这种消极态度的背后，是江浙财团与蒋政权日益加深的裂痕。“四一二”之后，这些银行家与实业家本以为能换来稳定的商业环境和政治话语权，却没想到迎来的是孔、宋家族的全面挤压。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后，以“整顿金融”为名，将国债发行权牢牢抓在手中，江浙财团以往靠承销国债赚取的丰厚利润被大幅压缩；宋子文则借着“统制经济”的名义，将火柴、水泥等民生行业纳入国营，实则交给孔宋嫡系经营，江浙实业家的工厂因原料短缺、销路受阻纷纷倒闭。杜月笙那句“夜壶”的自嘲（内急时需用，用完后则嫌其臊臭，恨不得塞到床底最深处），成了财团们私下传阅的心酸注脚——他们当初出钱出力，帮蒋介石登上权力巅峰，如今却被视作“用完即弃”的工具，连基本的利益都难以保障。
这种“飞鸟尽，良弓藏”的冷酷现实，使得江浙财团的核心成员与蒋介石政权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他们开始意识到，投资蒋介石的政治风险远高于商业回报。因此，当蒋介石再次将筹款的视线投向他们时，回应他的不再是昔日的热情与慷慨，而是各种推诿、诉苦和消极应付。双方在金融理念和经济利益上渐行渐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一次秘密聚会上，陈光甫曾对着几位核心成员直言：“蒋先生的政权，如今成了孔宋两家的后花园。我们再往里投钱，不是帮他，是帮孔家少爷小姐买游艇、置房产！”这番话道出了财团的集体心声——他们终于看清，投资蒋介石的政治风险已远超商业回报。当蒋介石再次要求江浙财团认购1000万银元的“剿共公债”时，得到的回应是集体性的沉默。银行家们要么拖延，要么用“股东反对”“储户恐慌”等理由搪塞，曾经的“铁杆支持者”，如今成了最坚决的“旁观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渊当初的“出走”才更显远见。他本就是江浙商人圈子里的佼佼者，早从孔宋家族对寰宇的干预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当初宋子文强行否决他的风险控制方案，转而听信洋商的“高杠杆投资建议”时，徐渊便明白，这家公司早已不是商业平台，而是权贵资本博弈的工具，所以他顺水推舟似的配合“被”排挤出决策层。
他见过太多同行的结局：有的实业家为了保住工厂，被迫将股份低价转让给孔家子弟；有的银行家因拒绝垫款，被安上“通共”的罪名，最终家破人亡。与其等到被榨干价值后像“夜壶”一样被丢弃，不如趁早抽身，将事业重心转向尚未被孔宋势力渗透的重庆大后方。
此刻的蒋介石，正陷入两难的困局。他可以在办公室里严厉斥责孔祥熙“无能”、宋子文“鲁莽”，却不敢真的对他们动怒——孔宋家族是他权力的核心支柱，宋霭龄掌管着家族的人脉网络，宋美龄是他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桥梁，孔祥熙则掌控着财政命脉，失去他们的支持，他的政权将瞬间崩塌。他也无法强迫江浙财团就范，没有他们的资金支持，前线的“围剿”行动将难以为继，甚至可能引发嫡系部队的哗变。
最终，填补寰宇亏空的方案，还是落到了最熟悉的“老套路”上。孔祥熙提出，由中央银行增发5000万法币债券，以“国有铁路”为抵押，强制要求全国银行、商号认购——这看似“合法”的操作，实则是变相的通货膨胀，每一张债券都在稀释普通民众的财富；同时，他还将四川、云南等地的鸦片专营权低价转让给孔家嫡系，通过垄断鸦片贸易填补亏空；更甚者，国民政府还下令增加“剿共特别税”，从田赋、盐税到厘金，层层加码，将压力完全转嫁给底层民众。
这些措施像一剂剂猛药，短期内或许能堵住窟窿，却在加速侵蚀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上海的大米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三成，普通民众难以糊口；苛捐杂税引发地方叛乱，四川、湖南等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江浙财团对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降低，不少银行开始秘密将资金转移到海外。
远在重庆的徐渊，从亲信传来的消息中得知这一切，只是平静地合上了电报。他站在书房窗口，望着嘉陵江上往来的商船，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那个建立在权力与利益之上的蒋氏政权，就像一座根基不稳的金字塔，内部的裂痕正随着每一次危机不断扩大。寰宇公司的亏空，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风浪，还在后面等待着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而他，早已在大后方为自己铺好了另一条路，远离那场终将到来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