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渊看来，1935年南京的阶层脉络从不是生硬的割裂线，而是像秦淮河的水，上层的脂粉香与底层的汗腥味在河风里缠缠绕绕，终究要在某个渡口打上照面。他在颐和路126号的那些邻居们，藏在城南公馆区的青砖高墙内，管家打开黑漆大门时，总会先探出头打量巷口——那里总候着几个攥着布巾的妇人，是等着被挑去做帮佣的底层人家。男主人出门时，黄包车夫会提前半刻把车停在门廊下，用袖子反复擦净车把上的铜饰，哪怕自己的袖口已经磨出了破洞；女主人教女佣熨烫旗袍时，指尖捏着银质火钳的力度，比对待自己的猫还要谨慎三分，可一旦发现衣料上沾了半星煤烟，尖刻的斥责能穿透两层楼板，惊飞院里的麻雀。
但这种权力关系又不全是冰冷的苛责。或许腊月二十四祭灶那天，女主人会从樟木箱里翻出几件旧棉袄，叠得整整齐齐递到女佣手里，语气依旧带着施舍的傲慢：“拿去给你家娃穿，别在外头说我苛待你。”有年夏天，隔壁房主女佣的小儿子得了急疹，烧得浑身抽搐，女主人犹豫了半宿，还是让管家拿了块银元，丢在女佣面前的青石板上：“赶紧去看郎中，别把病气带进屋里。”徐渊曾在窗后见过这一幕，女佣攥着银元的手在发抖，膝盖几乎要弯下去，可女主人早已转身进了屋，连一句多余的嘱咐都没有。他那时就明白，这种“恩赐”就像公馆里挂着的西洋钟，齿轮转得再精密，也永远隔着一层玻璃——上层人给的是“怜悯”，却从没想过要伸手拉底层人一把。
教会办的粥厂在城西的破庙里，每天天不亮就排起长队。准备自己做慈善前，徐渊陪陈舒妍去送棉衣时，见过最触目惊心的景象：裹着破麻袋的孩子蹲在墙角，手里攥着半块冷硬的窝头，眼睛却直勾勾盯着粥厂的铜勺；有个断了腿的老兵，用木板当拐杖，每挪一步都要喘半天，却还要把分到的粥省出半碗，留给怀里饿得直哭的小孙女。陈舒妍那时总穿着素色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却会蹲在泥地里给孩子系棉衣扣子，手指冻得通红也不在意。有次她回来，坐在灯下翻着救济名册，忽然把笔扔在桌上，声音带着哽咽：“今天粥少了两桶，有个老太太没抢到，就坐在墙根下哭，说儿子去打仗没回来，她就快饿死了……”徐渊递过热茶，看着妻子眼里的红血丝——那些天她总往贫民区跑，想给更多人找住处、筹粮食，可国民政府拨的救济款，层层克扣下来，到灾民手里只剩几文钱。有次她去教育局申请给义学添桌椅，办事员却端着茶杯说：“这年头，能让他们有口饭吃就不错了，还想读书？”那天晚上，陈舒妍在灯下读进步刊物，手指划过“公平”“正义”的字眼，轻声对徐渊说：“这样的政府，救不了老百姓。”
最让徐渊难忘的，是那些在公共空间里一闪而过的瞬间。他曾在夫子庙的茶馆外，看见一个穿绸缎旗袍的贵妇人，坐在黄包车上撩开帘子，正好撞见路边乞讨的老兵。老兵缺了一条胳膊，怀里抱着个破碗，碗里只有几枚铜板。贵妇人的目光顿了顿，先是皱了皱眉，像是嫌老兵挡了路，可当她看见老兵碗里的铜板，眼神又软了一下，从手提袋里摸出一枚银元，让车夫递过去。老兵连忙磕头，贵妇人却赶紧让车夫快走，仿佛多待一秒就要被“穷气”沾上。徐渊站在街角，看着黄包车的车轮碾过青石板，留下两道浅痕，而老兵还在原地磕头，直到车影消失在巷口。
还有次在秦淮河的画舫上，徐渊看见一个穿学生装的姑娘，正对着河面写生，画舫旁边划过一艘小渔船，渔船上的妇人正弯腰捞水里的浮萍，准备带回家喂猪。姑娘的画笔停了下来，看着妇人冻得发紫的手，从包里拿出一个白面馒头，想递过去，可画舫已经漂远了。妇人抬起头，看见姑娘手里的馒头，愣了一下，然后朝姑娘笑了笑，又低下头继续捞浮萍。徐渊看着姑娘手里的馒头，又看着渔船上的破渔网，忽然觉得，1935年的南京就像这秦淮河，一边是画舫上的丝竹声，一边是渔船上的苦水声，偶尔有目光交汇，却终究隔着一层水，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而那些微小的瞬间，就像水面上的涟漪，短暂地打破了阶层的壁垒，却又很快被现实的浪潮抚平，只在亲历者的心里，留下一点微弱的温度，或是一声无声的叹息。
1935年的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政治心脏。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正试图构建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国家。
一方面，国民政府利用与日本签署的《塘沽协定》所换来的暂时“和平”，将主要精力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进入了关键阶段。这一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开始长征，并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 。这一宏大的军事政治背景，虽然主要发生在西南腹地，但其紧张的脉搏无疑在首都南京可以被清晰地感受到。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剿匪”捷报，政府官员会议上的激昂陈词，以及暗地里对左翼文人和进步学生的监视与镇压，共同构成了南京政治生活的一体两面。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内部亦非铁板一块。派系斗争、中央与地方军阀的博弈从未停歇。1934年底至1935年初，四川军阀刘湘亲赴南京，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谈判，最终实现了四川名义上的行政统一 。这一事件的背后，是中央政府试图削弱地方势力的深层战略。在徐氏实业分部负责人报告的叙事中，这里充斥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宴请、密室中的讨价还价，以及那些身着戎装、心怀鬼胎的地方要员频繁出入于政府大楼和高级饭店的场景。
日本的威胁则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尽管全面战争尚未爆发，但日本的侵略步伐从未停止。1935年，日本在华北的活动日益猖獗，制造了一系列事端，企图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南京作为首都，新政府建筑正在北部大规模兴建，而大部分市民则居住在南部旧城，城市的二元结构清晰可见。某种意义上，南京是名义上的首都，但中国的实际权力与经济中心仍在上海 。这种“首都”地位的微妙性，以及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给南京的社会心态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不安。街头巷尾关于日本人的传闻、抵制日货的零星标语、以及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忧心忡忡的社论，都是这种不安情绪的具体体现。
1935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同样严峻。年初，受美国“白银法案”影响，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金融混乱——银根枯竭，利率飙升，大量工厂、商店倒闭，失业人口激增。这一宏观经济危机具体到南京的市民生活中，就是米价的波动、店铺的关张、以及人力车夫们愈发艰难的生计。政府虽然在讨论推行了“法币改革”，大概就是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废除银本位，试图稳定金融。这一举措在长远看有其积极意义，但在当时，对于习惯了使用银元和铜板的普通百姓而言，却可能带来了巨大的困惑与恐慌。他们攥着一夜之间可能作废的金属货币，内心写满了迷茫与焦虑。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捉襟见肘。虽然很快就颁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试图对中央与地方财政进行划分 ，但税收混乱的问题积重难返。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政府虽有心整顿，但往往收效甚微 。一个开小杂货铺的老板，可能需要应付十几种不同名目的税吏；一个农民进城卖菜，在城门口就要被盘剥掉一部分利润。这种无处不在的经济压力，可见当时普通南京市民生存状态之艰难。
徐渊和妻子陈舒妍的谈话就曾经提起过，这两年左翼文化运动在压制下艰难发展。田汉等左翼剧作家就在南京活动，他们的作品通过隐晦的方式批判社会现实。以冰心为代表的作家则继续着她们的文学创作，其作品反映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境与关怀。大学里的青年学生们，既可能在课堂上学习着西方最新的科学与哲学，也可能在秘密读书会里传阅着《共产党宣言》。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热情，也因现实的黑暗而感到迷茫和愤怒。这种思想上的骚动与挣扎，是这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群像的核心特征。
这这一切的一切，充满着的是现代化建设与战争阴影的矛盾，是政府高层的权力游戏与底层民众生存挣扎的矛盾，是西化精英生活方式与传统市井生态的矛盾。政治暗流、经济危机、社会万象透过日常生活场景，让徐渊真正“走进”这个风雨飘摇却又看似充满生机的1935年的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