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移民到位后，与土地开发同步推进的，是徐渊规划的三大核心工厂，它们如同缅北新秩序的“骨架”，支撑起区域的自给自足。工厂选址极具考究：农具厂与枪械厂设在缅北核心区的山谷中，背靠山体便于隐蔽，临近河流可提供动力与水源；纺织厂则靠近移民聚居区，方便妇女就近务工。采用“就地取材+外部运输”结合：厂房主体用当地盛产的坚硬柚木搭建，屋顶覆盖厚实的茅草与油布，防潮又耐用；机床、钢材、发电机等核心设备，则通过秘密商道从云南转运而来，由武装护卫队全程护送。
农具厂是最先投产的工厂，工人多是移民中的铁匠、修械技工与抗战老兵。厂房内，十余座铁匠炉昼夜燃烧，火光映红了工人们的脸庞。他们将从矿山开采的铁矿石熔炼后，锻打成犁头、锄头、镰刀等农具，再用砂轮打磨光滑，最后涂上桐油防锈。为提高效率，技工们还改良了工具设计：将犁头加宽加厚，适配缅北的黑土；在镰刀手柄处加装防滑木套，使用更省力。农具厂每月能产出近千件农具，除满足移民需求，还通过贸易换取克伦族控制区的矿石与药材，形成良性循环。
纺织厂则成为妇女们的“主战场”，厂房内整齐排列着百十余台织机，既有移民带来的传统木织机，也有从云南购入的改良织机。工人们按技能分工：年轻姑娘负责轧棉、纺纱，将采摘的棉花去除棉籽，纺成粗细均匀的棉线；中年妇女则操作织机，织出原色粗布与染成青、蓝两色的布料；有缝纫手艺的女工，再将布料缝制成衣物、被褥，供应给移民与兵团士兵。纺织厂还设立了“学徒班”，由熟练技工传授纺纱、织布技巧，让更多妇女能参与务工。每月产出的布料不仅能满足区域内的穿衣需求，多余的布匹还会做成成衣，通过边境商道销往云南，赚取外汇。
枪械厂则是徐渊的“底气所在”，由抗战时期的兵工厂技工牵头，配备了车床、铣床等精密设备。工厂实行“保密生产制”，厂区外围设有三道岗哨，工人出入需出示专属凭证，严禁携带任何纸笔。生产车间内，技工们按图纸加工步枪零件，从枪管锻造、枪机打磨到组装调试，每一步都精益求精；弹药车间则采用“分工协作”模式，一部分人配制火药，一部分人铸造弹壳，最后组装成完整的子弹。枪械厂初期每月能生产数十支步枪与上万发子弹，虽产量不算惊人，但足以补充兵团的武器消耗，摆脱对外部补给的依赖。更重要的是，工厂还能维修受损的枪械，让兵团的武器始终保持战斗力。
当土地里长出粮食，工厂里响起机器轰鸣，缅北不再是一片荒芜的边陲之地，而是充满生机的“新家园”。徐渊用土地凝聚了人心，用工厂筑牢了根基，这场“无声的征服”，比炮火更具力量。
说实话，他看不上这里的“工业”成绩，但是也没有办法，毕竟缅北并不是这片土地的精华，原始森林和落后的交通限制了很多设备的进出，一步一步来吧，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
徐渊主导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如同一块巨石投入缅北的权力漩涡，瞬间激起各方势力的强烈反弹。这场以“新家园”为名的迁徙，在英国殖民当局、缅甸独立团体与地方部族武装眼中，却是赤裸裸的扩张与侵占，明里暗里的阻挠与博弈，在缅北的丛林、河谷与谈判桌前同步上演。
仰光总督府内，当徐渊的迁徙计划初露端倪时，英国殖民官员们先是陷入难以置信的震惊，随即转为歇斯底里的愤怒。在伦敦的殖民部看来，缅甸是大英帝国殖民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环，是“王冠上的印度洋明珠”，岂容一个来自中国的“军阀-资本家”，带着数百万移民在这片土地上圈地建国、另立秩序？兰斯爵士在给伦敦的电报中怒称：“这是对大英帝国主权的公然践踏，是比反殖民武装更危险的渗透！”
伦敦方面迅速作出反应：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向国民政府递交措辞严厉的抗议照会，指责徐渊“擅自组织人口跨境迁移，侵犯缅甸领土主权”，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制止并严惩。然而，此时的国民政府正深陷内战泥潭，东北、华北的战场早已耗尽其精力与资源，对于远在滇缅边境的徐渊，既无兵力管束，也无心思顾及——一纸“已责令地方当局调查”的敷衍回复，便将英国的抗议束之高阁。另一方面，英国殖民当局试图动用武力威慑：从仰光调遣一支千余人的廓尔喀雇佣军，进驻缅北与滇缅边境的重镇密支那，名义上“维护治安”，实则试图封锁迁徙通道；同时派遣十余组情报人员，伪装成商人、传教士或勘探队员，潜入迁徙路线沿线，试图收集情报、煽动移民哗变，甚至计划炸毁补给站与临时桥梁。
但这些努力最终都沦为徒劳。廓尔喀雇佣军虽骁勇善战，却受制于兵力薄弱——千余人的队伍分散在数百公里的边境线上，如同撒在草原的芝麻，根本无法阻挡源源不断的迁徙洪流；他们熟悉平原作战，进入缅北的原始丛林后，面对复杂的地形与徐渊兵团的警戒哨，连靠近迁徙路线都难如登天。而那些潜入的情报人员，更是屡屡碰壁：伪装成商人的被徐渊的边境检查站识破（其携带的“货物”与身份不符），试图煽动移民的被移民们直接扭送护卫队（八年来的庇护让徐渊在移民心中根基稳固），计划炸桥的则在埋设炸药时被巡逻的工兵部队捕获。二战后的英国早已元气大伤，全球殖民体系摇摇欲坠，在遥远的缅北山区，面对徐渊兵强马壮、补给充足且意志坚定的独立兵团，其军事威慑与渗透破坏，最终都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只剩下无力的愤怒与不甘。
而以昂山为首的“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是缅甸独立运动的核心力量，他们对徐渊的迁徙行动，心情复杂到了极点。一方面，他们与英国殖民当局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徐渊的大规模迁徙与势力扩张，客观上分流了英国的注意力与兵力，削弱了殖民当局对缅北的控制，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独立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昂山在同盟内部会议上所说：“英国人的精力被那个中国军阀牵制，我们正好可以加快推进独立谈判。”
但另一方面，同盟的核心成员们清醒地意识到，徐渊绝非善类。他在缅北圈地移民、建工厂、练军队，分明是在打造一个“国中之国”，一旦缅甸独立，这个手握重兵、掌控经济的强大势力，必将成为比英国殖民者更难对付的邻居，甚至可能威胁缅甸的国家统一。基于这种矛盾心态，昂山最终决定派遣特使，秘密前往徐渊的缅北指挥部，寻求某种程度的“合作”与“谅解”。
1947年2月，同盟特使带着昂山的亲笔信抵达果敢谷地。信中提出：承认徐渊在缅北的实际控制权，条件是徐渊支持缅甸独立运动，在英国撤军后与缅甸中央政府签订“自治协议”，不得再继续扩张领土，且移民规模需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然而，徐渊对这份提议嗤之以鼻。谈判桌上，他的全权代表曾维献坐在铺着虎皮的座椅上，听完特使的陈述后，只淡淡说了一句：“缅北的事，从来由我们说了算。独立是你们的事，我们的事，你们也别插手。”他不仅按照徐渊的意思拒绝了所有条件，还明确表示：“未来的缅甸中央政府，若敢干涉缅北事务，我们的军队不介意南下曼德勒。”
特使碰了一鼻子灰，双方的“合作”希望彻底破灭。此后，同盟控制区与徐渊的势力范围交界处，局部摩擦时有发生：同盟的武装人员会拦截越过边界的徐渊运输队，徐渊的兵团则会以“保护物资”为名，直接开进同盟控制区边缘清剿；同盟试图在移民中宣传“缅甸民族主义”，却被徐渊的安置官员迅速压制。这种既不敢彻底翻脸、又不愿坐视扩张的尴尬处境，让缅甸独立团体陷入了两难，只能在观望与零星冲突中，看着徐渊的势力一步步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