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不大，二十平方米左右，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六把椅子。窗帘拉得很严实，日光灯在天花板上发出嗡嗡的声响。房间的一侧墙上有一面单向玻璃，玻璃后面是一个观察室。

周海东坐在桌子的一侧，双手放在桌面上，没有戴手铐。他穿着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的表情平静得象一面没有波澜的湖。他的律师坐在他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金丝边眼镜，面前摊着一个文档夹。

陈国栋坐在桌子的另一侧，旁边是省纪委巡视组的赵建国。陈国栋的脸色很差，嘴唇干裂，眼窝深陷，跟昨天在办公室里判若两人。他的手在桌面下面微微发抖。

秦墨和沉牧之站在观察室里，通过单向玻璃看着会议室里的两个人。观察室很小，只能容下三四个人，空气里有一股陈旧的灰尘味。

“开始了。”赵建国坐在陈国栋旁边，打开了录音设备。

周海东抬起头，看着陈国栋。两个人对视了大约五秒。在这五秒里，会议室里安静得象一个真空——没有声音，没有动静，连日光灯的嗡嗡声都仿佛消失了。

“陈总，”周海东先开口了，声音平稳，象是在开一个普通的商务会议，“好久不见。”

陈国栋没有回应他的寒喧。他直直地看着周海东的眼睛，问出了那个问题：“孙德胜——是怎么死的？”

周海东的表情没有变化。“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警方。”

“我问的是你。”

周海东沉默了三秒。“陈总，你知道我的立场。在这个案子里，有些问题我不方便回答。”

赵建国开口了：“周海东同志，今天请你来，是希望你配合调查。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

周海东看了看赵建国，又看了看陈国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跟沉牧之的习惯一模一样。

“好。我说。”周海东靠在椅背上，“孙德胜的死，我知道。马建国跟我汇报过。他说孙德胜‘出了意外’，从楼上摔下来摔死了。我问他是不是他做的，他说不是，是意外。”

“你相信了？”陈国栋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相信了。马建国是我的老部下，他没有理由骗我。”

“但你给了马建国钱。一百二十万。”

“那是恒远地产给马建国的‘协调费’。孙德胜不肯搬，影响了项目进度，恒远地产希望马建国出面协调。这笔钱的往来，我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马建国会用这笔钱去做什么。”

陈国栋的手握紧了，指节发白。“你在撒谎。”

周海东的律师开口了：“陈先生，请注意你的措辞。我的当事人是在配合调查，不是在受审。”

赵建国抬手示意律师安静。“让他说。”

陈国栋深吸了一口气。“周海东，2014年你给我打电话，说孙德胜的事‘需要处理’。我问你怎么处理，你说‘你不用管’。孙德胜死了之后，你又打电话，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我说‘怎么解决的’，你说‘你不要问’。”

周海东沉默了。

“这些话，你都说过。你需要我放录音吗？”

周海东的表情终于出现了变化——不是恐惧，是一种被逼到墙角之后的冷静。“陈总，你说的这些话，我确实说过。但我需要澄清一点——我说的‘处理’，是指通过行政手段协调拆迁补偿。孙德胜的死，是意外。我事后才知道。”

赵建国翻开面前的文档夹。“周海东同志，马建国在被捕之后，做了完整的供述。他在供述中说，孙德胜的死是你授意的。‘采取特殊手段’这六个字，是你亲笔写的。”

赵建国把一份文档的复印件推到周海东面前。那是周海东2014年签字的“关于城南旧城改造项目维稳工作的指示”，“采取特殊手段”六个字是用红笔写的。

周海东看了看那份文档，没有说话。

“这是你的笔迹吗？”赵建国问。

周海东沉默了大约十秒。“是。”

“你为什么要在文档上写‘采取特殊手段’这六个字？”

“我的意思是——在合法的前提下，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推进项目。‘特殊手段’指的是加大补偿力度、做家属的思想工作、协调各部门配合。不是指违法的手段。”

赵建国又翻出一份文档——盛世国际的帐本复印件。“这是我们在盛世国际代表处找到的帐本。。其中有一部分流向了马建国、林致远等人的个人账户。这些资金的流向，你知道吗？”

周海东看了看帐本。“不知道。这是恒远地产的内部财务问题，跟我无关。”

“但这笔钱的最终目的地，是你儿子的公司。”

周海东的手指停住了。

赵建国翻到帐本的某一页。“2017年3月，35万，流向周子衡的贸易公司。2020年11月，45万，流向周子衡的投资公司。这些记录，你怎么解释？”

周海东的律师凑过来，低声跟他说了几句话。周海东听完，摇了摇头。

“我儿子的公司，是他自己的生意。我不过问。”

“不过问？”陈国栋突然开口了，声音很大，在会议室里回荡，“周海东，你儿子的公司没有业务、没有员工、没有客户——每年的流水上千万，这些钱从哪里来的？你不过问？”

周海东看着陈国栋，目光冷了下来。“陈总，你是在质问我？”

“我是在问你。”

两个人对视了五秒。会议室里的空气变得很紧，象是被拧到了极限的绳子。

“好。”周海东说，“我承认，我儿子的公司，确实收到过恒远地产的钱。但这些钱，是恒远地产正常的商业往来——咨询服务费、项目管理费。每一笔都有合同，有发票，有完税证明。如果你们觉得有问题，可以去查。”

“我们已经查过了。”赵建国说，“那些合同是伪造的，那些服务从来没有被提供过。你儿子的公司，是一个空壳公司。”

周海东沉默了。

“周海东同志，我再问你一次。你知道这些钱的真实用途吗？”

周海东闭上眼睛。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的表情变了——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一种疲惫的、放弃抵抗的平静。

“我知道。”他说，“这些钱，是恒远地产给我的。用途是——确保城南旧城改造项目顺利进行。”

“包括处理孙德胜？”

周海东沉默了五秒。“包括处理孙德胜。”

陈国栋的身体猛地颤斗了一下。

“我没有让马建国杀人。”周海东的声音变得很低，“我让他‘处理’孙德胜的问题。我以为他会用钱、用关系、用行政手段。我不知道他会杀人。我事后才知道。”

“你知道之后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因为——孙德胜已经死了。如果我那时候把事情翻出来，所有人都会完蛋。马建国会坐牢，我会被调查，恒远地产的项目会停摆。所以——我选择了沉默。”

“你选择了掩盖。”

周海东没有反驳。“对。我选择了掩盖。”

赵建国合上文档夹。“周海东同志，你刚才说的话，已经构成了对受贿和滥用职权行为的供述。关于孙德胜死亡案件中你的具体责任，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有一点我需要你明确——你刚才说，你不知道马建国会杀人。这是事实吗？”

周海东看着他。“是事实。”

陈国栋突然站起来。他的椅子向后倒去，砸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在发抖。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的声音嘶哑，“周海东，你跟我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我说‘怎么解决的’，你说‘你不要问’。你知道那个‘不要问’是什么意思吗？那意思是——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要让我知道。那意思是——你杀了人，不要让我知道。那意思是——你把我变成了杀人犯的同谋！”

“陈先生——”周海东的律师站起来。

“你坐下！”陈国栋的声音象一头受伤的野兽，“我在跟他说！”

会议室里安静了。周海东的律师看了看周海东，周海东微微点了点头，律师坐了下来。

陈国栋站在那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的眼框红了，但没有眼泪。

“周海东，我父亲在2005年去世之前，让我‘处理好城南的事’。他说的‘处理’，是把那些废料挖出来、运走、无害化处理。我没有做到。我把那些废料封在了混凝土下面。我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但你——你让事情变得更糟。你让一个人死了。你让更多的人卷进来。你让我——变成了一个帮凶。”

他转过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所有人。

赵建国站起来。“陈先生，请你冷静一下。”

陈国栋没有说话。他站在窗前，肩膀微微颤斗。

周海东坐在椅子上，低着头，看着桌面。他的双手放在桌面上，手指交叉在一起，一动不动。

观察室里，秦墨靠在墙上，双手插在口袋里。沉牧之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平板计算机。

“你觉得他说的是真话吗？”沉牧之问。

“哪一部分？”

“不知道马建国会杀人那一部分。”

秦墨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他知不知道，他都选择了掩盖。他没有报警，没有调查，没有追究。他选择了让孙德胜的死变成一个‘意外’。这个选择，跟杀人之间的距离，没有他想的那么远。”

沉牧之没有回答。

会议室里，赵建国重新坐下。“周海东同志，关于1987年的那个项目——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的建设——你知道多少？”

周海东抬起头。“那个项目，是我在环保局的时候经手的。被拆下来的建筑材料需要处理，我签了废料填埋的批文。当时的法律法规，允许将建筑废料填埋在指定的地点。城南的那块荒地，就是当时的指定填埋点之一。”

“但后来那块地被规划成了居民区。”

“那是后来的事。城市规划变了，但地下的东西没有变。恒远地产拿到了开发权，他们需要处理那些废料。这是他们的事，跟我无关。”

“跟你无关？”赵建国翻开陈守业的自述文档，“陈守业在自述里说，1987年项目出问题之后，你曾经找过他，让他‘不要把事情闹大’。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周海东的脸色变了。“那是——那是正常的协调工作。项目出了问题，领导让我去跟施工方沟通，让他们配合调查。”

“陈守业的理解不一样。他在自述里说，你告诉他‘如果这件事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他觉得你在威胁他。”

“我没有威胁他。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赵建国盯着周海东看了五秒。“周海东同志，1987年的那个项目，赵志远副市长是立项审批人。你跟赵志远的关系，你怎么解释？”

周海东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赵志远是我的老领导。我进环保局的时候，他是分管副市长。他对我有知遇之恩。”

“陈守业在自述里说，材料出问题之后，赵志远推动了对施工方的调查，把责任全部推给了材料供应商和陈守业。而你和赵志远的关系，让他在调查中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

“那是他的理解。调查是依法的。”

“周海东同志，我再问你一次。1987年的那个项目，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周海东沉默了很长时间。日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空调的暖风吹在脸上，干燥而温热。

“我签了废料处理的批文。”他终于说，“这是我在那个项目里做的唯一一件事。其他的事情——立项、施工、验收、调查——都跟我无关。”

赵建国合上文档夹，看了看手表。“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周海东同志，你回去之后，不要离开本市，不要接触任何与本案有关的人员。我们会随时找你谈话。”

周海东站起来。他的律师也站了起来，帮他拉开椅子。

周海东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他没有回头，但他说了一句话：“陈总，你父亲的事，我很遗撼。”

陈国栋没有回答。他站在窗前，一动不动。

周海东推开门，走了出去。

会议室里只剩下赵建国和陈国栋。赵建国站起来，走到陈国栋身边。

“陈先生，你还好吗？”

陈国栋转过身。他的眼框是红的，但没有眼泪。他的脸上有一种秦墨以前没有见过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愤怒，是一种深沉的、无法消解的疲惫。

“赵组长，我父亲在2005年去世的时候，我答应他两件事。第一，把城南的废料处理干净。第二，不要再跟周海东有任何往来。”

他停顿了一下。

“这两件事，我一件都没有做到。”

赵建国沉默了一会儿。“陈先生，你今天做的选择——站出来作证——是对这两件事的补救。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在犯错之后站出来。”

陈国栋摇了摇头。“我不需要安慰。我需要做的是把真相说完。”

他走回桌前，坐下来。赵建国也坐了下来。

“赵组长，关于1987年的那个项目，还有一件事我需要告诉你。”

“什么事？”

“我父亲在自述里说，材料出问题之后，他去找过赵志远。赵志远告诉他，这件事‘到此为止’，让他‘不要再查了’。我父亲问‘那些被污染的材料怎么办’，赵志远说‘会有人处理的’。那个‘有人’，就是周海东。”

赵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这些内容，你愿意在正式的笔录中确认吗？”

“我愿意。”

赵建国站起来，跟陈国栋握了握手。“谢谢你，陈先生。”

观察室里，秦墨转过身，靠在墙上。

“赵志远。”他说，“所有的事情，最终都指向了赵志远。”

沉牧之放下平板计算机。“但赵志远已经死了。”

“对。他死了。他带着所有的答案，死了。”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你觉得周海东今天说的那些话——他不知道马建国会杀人——是真的吗？”沉牧之问。

秦墨想了想。“我觉得他在说‘不知道’的时候，自己也不确定。他不是不知道马建国可能会杀人——他是不想知道。他选择了不去想这个问题。他选择了用‘协调’、‘处理’、‘解决’这些干净的词来代替‘杀人’这个脏词。这样他就可以告诉自己，他没有做错什么。”

“自欺欺人。”

“对。自欺欺人。”

秦墨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有点。

“沉牧之，你觉得方诚会怎么评价今天这场对质？”

沉牧之沉默了一会儿。“他会说——‘终于开始了’。”

秦墨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终于结束了’？”

“方诚不会用‘结束’这个词。”沉牧之把平板计算机收起来，“对他来说，真相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起点。把真相翻出来，不是结束——是开始。”

他们走出观察室，穿过走廊，出了大楼。外面的天空还是灰蒙蒙的，但云层比早上薄了一些，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一个一个明亮的斑块。

秦墨站在台阶上，点燃了那根叼了很久的烟。

“接下来怎么办？”沉牧之问。

“等。”秦墨吸了一口烟，“赵建国会把今天的谈话内容上报省纪委。他们会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你觉得周海东会被——”

“会。”秦墨打断了他，“证据够了。帐本、录音、陈国栋的证词、马建国的供述——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足够让周海东被立案调查。”

“但他不会坐很久的牢。”

“那是法院的事。我们的事是把真相挖出来。至于怎么判——那是法律的事。”

沉牧之看着他。“你变了。”

秦墨转过头。“什么？”

“三年前的你，会说‘我要让他坐牢’。现在的你说‘那是法律的事’。”

秦墨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头按灭在垃圾桶上。

“三年前，我在孙德胜的案子里签了那份报告。我以为那是‘组织决定’，我没办法。后来我写了补充记录，但被删了。我以为那是‘系统问题’，我没办法。再后来，方诚死了，李彦斌出现了，帐本被找到了，周海东坐在了审讯室里——我才发现，‘没办法’三个字，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三个字。”

他看着沉牧之。

“不是没办法。是不想有办法。”

沉牧之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双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看着远处的天空。

“秦墨。”

“恩。”

“方诚的最后一条定时消息，今天下午三点会发送。”

秦墨看了看手表。下午一点二十分。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

“对。”

“你觉得里面会是什么？”

沉牧之摇了摇头。“不知道。但方诚把这条消息留到最后，一定有他的理由。”

两个人站在台阶上，谁都没有说话。风吹过来，带着冬天特有的干燥和寒冷。远处，一辆公交车从街角拐过来，发出低沉的引擎声。

秦墨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

他接起来。

“秦墨？”一个声音，很年轻，带着一种刻意的平静。

“是我。”

“我叫王建国。盛世国际的法人代表。之前给你打过电话。”

秦墨的手握紧了手机。“你在哪里？”

“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周海东今天上午的对质，我都听到了。”

秦墨的眉头皱起来。“你怎么听到的？”

“我在那栋楼里有一个朋友。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海东在说谎。”

“关于什么？”

“关于1987年的那个项目。他说他只签了废料处理的批文——这是假的。他做的比那多得多。”

“比如？”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比如——那些被污染的材料，不是普通的建筑废料。里面有一种东西，比石棉更危险。一种化学物质，长期接触会导致癌症。周海东知道这件事。他在签批文之前就知道。但他还是签了。”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因为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现在——就是合适的时机。”

“你在哪里？我们需要见面。”

“我会联系你的。但不是现在。”电话挂断了。

秦墨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着屏幕上的通话记录。

“王建国又打电话了。”他对沉牧之说。

“他说了什么？”

秦墨把王建国的话重复了一遍。

沉牧之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他在引导我们。”

“我知道。”

“但他说的可能是真的。如果那些材料里真的有致癌物质，那这个案子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只是腐败和杀人，还有公共健康问题。住在恒远新城里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一直在被污染的环境中生活。”

秦墨闭上眼睛。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恒远新城小区的画面——整齐的楼房、修剪得一模一样的草坪、在小区里玩耍的孩子、在长椅上晒太阳的老人。

他们不知道，自己脚下三十米的地方，埋着三十五年前的毒药。

“我们需要找到王建国。”秦墨睁开眼睛，“他手里有我们没有的东西。”

“如果他愿意给的话。”

“他会给的。他不是在躲我们——他是在等我们准备好。”

“准备好什么？”

秦墨看着远处的天空。云层正在散开，太阳从缝隙里露出完整的轮廓，金色的光洒在大地上，暖洋洋的。

“准备好接受全部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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