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墨开了四个小时的车。

从本市到孙德胜女儿所在的那个南方小县城，三百二十公里。高速公路两侧的山丘在冬日的阳光下呈现出一种枯黄的色调，偶尔闪过一片松树林，绿色就显得格外扎眼。他把车窗开了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带着泥土和烧秸秆的气味。

他一个人去的。沉牧之说要陪他，他说不用。这是他要做的事，跟别人没关系。

小县城叫安溪，藏在两座山之间的谷地里，一条不宽的河从城中间穿过，河水在冬天变得很浅，露出河床上灰白色的石头。县城的主街只有两条，十字交叉，路口有一个红绿灯，是整个县城唯一的一个。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枝干在天空中画出一张灰色的网。

秦墨把车停在县政府旁边的停车场里，坐在驾驶座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陌生的街景。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李彦斌在拘留所里写给他的，上面有孙德胜女儿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孙丽，三十二岁，住在城东的翠湖小区，7栋402。

他看了一眼手表。下午两点。他应该在去之前打个电话，但他没有打。有些事，电话里说不清楚。有些话，需要面对面地说。

秦墨下了车，沿着主街往东走。县城很小，走了十五分钟就到了翠湖小区。小区是十年前建的，六层的楼房，外墙的白色瓷砖已经泛黄，楼下的绿化带里种着几棵桂花树，冬天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

7栋在小区的最里面。秦墨上了四楼，站在402门前。门上贴着一副春联，已经褪色了，边角翘起来。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空瓶子——等着收废品的人来拿。

他站在那里，没有立刻敲门。他需要想一下第一句话该说什么。“你好，我是警察”太正式了。“你好，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太模糊了。“你好，你父亲不是意外死的”太直接了。

他敲了门。三声。不重不轻。

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后面，怀里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女人三十出头，短发，素颜，穿着一件灰色的家居服，袖子卷到手肘。她的眼睛跟孙德胜很象——圆圆的，眼尾微微下垂，有一种朴实的、不善隐藏情绪的特质。

孩子趴在她肩膀上，手里抓着一个塑料玩具，正睡得迷迷糊糊。

“你好，找谁？”女人的声音很轻，怕吵醒孩子。

秦墨掏出证件。“我是刑侦支队的秦墨。你是孙丽吗？”

女人的表情变了。那种变化很微妙——不是恐惧，不是惊讶，是一种本能的不安，象是一只嗅到了陌生气味的动物。

“我是。什么事？”

“关于你父亲的事。我能进去说吗？”

孙丽尤豫了一下，往后退了一步，让开了门。

客厅不大，收拾得很整洁。沙发上铺着一条钩针编织的沙发巾，茶几上放着一盘瓜子和一壶茶。电视柜上摆着几张照片——孙丽的结婚照、孩子的满月照、还有一张老人的单人照。

秦墨的目光停在了那张单人照上。孙德胜。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站在一栋房子前面，背景是南方的山水。照片里的孙德胜比秦墨记忆中的年轻很多，头发还是黑的，脸上的皱纹也少一些。他笑着，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齿。

“坐吧。”孙丽把孩子放在沙发的另一端，用靠垫围了一圈，然后坐在秦墨对面，“秦警官，什么事？”

秦墨坐在沙发上，看着孙丽的眼睛。“你父亲的事，你了解多少？”

孙丽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我父亲五年前去世了。意外，从楼上摔下来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那栋房子里吗？”

“知道。拆迁。他不肯搬。我劝过他，让他搬走算了，他不听。他说那栋房子是爷爷留下的，不能在他手里没了。”孙丽的声音很平，平得象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出事前两个月。我带着孩子回去看他。他说——‘丽丽，爸可能守不住这栋房子了’。我说守不住就算了，人没事就行。他没说话。”

她的眼框红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

“秦警官，你到底要说什么？”

秦墨沉默了一会儿。“你父亲的死，不是意外。”

客厅里安静了。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孩子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声，又睡过去了。

孙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手指停止了绞动，双手摊在膝盖上，象是在等着接住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她的声音很轻。

“你父亲的死，不是意外。是被人杀害的。”

孙丽的眼睛直直地看着秦墨。她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凶手已经被抓了。”秦墨说，“案子正在调查中。我今天来，是告诉你真相。”

“真相。”孙丽重复了这两个字，声音象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你父亲在死之前，发现了恒远地产在城南工地下面埋了有毒的废料。他不同意搬迁，因为他知道如果房子拆了，那些废料就会被盖上，真相就会被埋掉。他被人威胁过，但他没有走。他在死之前，把一个人的名字吞进了肚子里——那个人跟这件事有关。他相信法医会发现那张纸条。”

孙丽的身体开始发抖。

“法医发现了纸条。但那个人——法医——没有把它交出去。他收了钱，改了报告。所以你的父亲死于‘意外’。”

孙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肩膀在颤斗，但没有声音。

“孙丽。”秦墨叫她。

她抬起头。眼泪已经流下来了，无声地，一滴一滴地，从脸颊滑到下巴，滴在家居服上。

“谁？”她的声音沙哑，“谁杀了我爸？”

“凶手叫孙浩。但他的真名叫李彦斌。他是恒远地产派去的人。指使他的，是恒远地产的老板陈国栋和当时的公安局副局长马建国。马建国已经死了。陈国栋和李彦斌已经被抓了。案子正在审理中。”

“陈国栋。”孙丽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恒远地产的老板。”

“对。”

“他为什么要杀我爸？就为了那块地？”

“为了那块地下面的东西。有毒的废料。如果你父亲不搬，那些废料就不能被处理。如果被查出来，恒远地产的项目就会被叫停，他们会损失很多钱。”

孙丽沉默了很久。孩子在她身后翻了个身，她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背，动作很轻，很熟练，象是在做一个做了无数次的动作。

“秦警官，我爸是个好人。”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他不聪明，没什么本事，一辈子就守着那栋房子。我妈走得早，他一个人把我带大。我嫁到这边来之后，他一个人住在那里。我让他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他不肯。他说那是他的根。”

她低下头，眼泪又流了下来。

“他死了之后，我回去收拾他的东西。那栋房子已经被拆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找到了几张照片和一些旧衣服。我把它们带回来了。”

她指了指电视柜上的那张单人照。

“那是我爸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拍的。那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买了只鸡，一个人吃不完。我说你留着明天吃。他说好。”

秦墨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受害者的家属坐在他面前，眼泪流干了，声音哑了，眼睛里是一种他无法命名的光。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被掏空了之后剩下的东西。

“孙丽，我来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有权利知道真相。”

“真相。”孙丽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我爸能活过来吗？”

秦墨没有回答。

孙丽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秦墨。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远处是县城的轮廓，低矮的楼房，交错的电线，光秃秃的梧桐树。

“秦警官，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她的声音平静了一些，“我需要时间。”

“我知道。”

“那个法医——收了钱改报告的那个人——他会怎么样？”

“他会受到法律的审判。”

“那个陈国栋呢？”

“也会。”

孙丽转过身，看着秦墨。“他们会坐牢吗？”

“会。”

“坐几年？”

“我不知道。那是法院的事。”

孙丽沉默了一会儿。“我爸守的那栋房子，下面埋着有毒的东西。那些东西现在还在吗？”

“还在。已经查出来了。环保部门正在处理。”

“住在上面的人呢？”

“已经通知他们了。”

孙丽点了点头。她走回沙发前，坐下来，把孩子抱起来，搂在怀里。孩子被弄醒了，哼唧了两声，又在她怀里睡着了。

“秦警官，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

“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告诉我真相。这不是你的工作吧？”

秦墨沉默了一会儿。“有人托我来的。”

“谁？”

“杀你父亲的人。”

孙丽的手停住了。她抬起头，看着秦墨，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光——困惑、愤怒、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他让我告诉你真相。”秦墨说，“他说——如果他是你，他会想知道。”

孙丽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孩子。孩子的脸贴在她的胸口，呼吸均匀，小嘴微微张开。

“他叫什么？”

“李彦斌。”

孙丽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李彦斌。他为什么要杀我爸？”

“因为有人让他杀。他是执行者。”

“他现在后悔了？”

“我不知道。但他让我来告诉你真相。他觉得你有权利知道。”

孙丽沉默了很久。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

“秦警官，你帮我带句话给他。”

“什么话？”

“告诉他——我爸是个好人。他不该那样死。”

秦墨看着她。“我会带到的。”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

“孙丽，如果你需要帮助——心理辅导、法律咨询——可以联系这个号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门口的鞋柜上，“上面有我的电话。任何时候都可以打。”

孙丽抱着孩子站起来，送他到门口。

“秦警官。”

“恩。”

“你抽烟吗？”

秦墨愣了一下。“抽。”

“我爸也抽。他抽的那种烟很便宜，两块钱一包。我每次回去都给他带两条好烟，他舍不得抽，藏起来，等过年的时候拿出来分给邻居。”

秦墨没有说话。

“你走吧。”孙丽说，“路上小心。”

秦墨点了点头，走出了门。他下了楼，走出小区，站在街边。冬天的风吹在脸上，冷得象刀割。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点燃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中散开，变成一缕一缕的灰白色丝线。

他站在街边，看着这个陌生的小县城。街上的人不多，偶尔有电动车驶过，发出细碎的嗡嗡声。一个老人拎着菜篮子走过，看了他一眼，又走过去了。远处的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象是用淡墨画出来的。

秦墨把烟抽完，上了车。他坐在驾驶座上，没有立刻发动，而是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有一条未读消息。沉牧之发的。

“方悦的事，我去办了。”

秦墨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打了两个字：“好。”然后发动了车子。

车子驶出县城，上了高速公路。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的山变成了一团一团的黑色剪影。高速公路上的车不多，偶尔有大货车从旁边驶过，带起一阵轰鸣声。

秦墨把车窗摇下来，让冷风灌进来。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飞，吹得他的眼睛发涩。但他没有关窗。冷风让他清醒。

他的脑海里反复出现孙丽的脸。她说“我爸是个好人”的时候，声音是平的，但眼泪是热的。她说“他不该那样死”的时候，声音是抖的，但眼睛是直的。

他不该那样死。

秦墨握紧了方向盘。他知道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真相挖出来了，凶手被抓了，证据交上去了，但“不该那样死”的人，已经死了五年了。五年。一千八百多天。孙丽每天醒来，以为父亲是意外死的。她每年清明去上坟，烧纸钱，磕头，跟父亲说话。她不知道，那个她每年鞠躬的人，是被人害死的。

而害死他的人，现在坐在拘留所里，等着审判。

秦墨踩了一脚油门。车子加速，在夜色中飞驰。

四个小时后，他回到了本市。城市的灯光在远处亮起来，象一片橙黄色的海洋。他开车经过中心广场的时候，看了一眼纪念碑。纪念碑在灯光下白得刺眼，底座下面的台阶空无一人。

他把车开到了拘留所。已经是晚上十点了。他下了车，走到门口，跟值班的民警说了几句话。民警尤豫了一下，让他进去了。

会见室里，李彦斌坐在玻璃隔断后面。他看到秦墨的时候，表情变了一下——不是惊讶，是一种紧张，象一个在等考试成绩的学生。

秦墨拿起话筒。李彦斌也拿了起来。

“见到了？”李彦斌问。

“见到了。”

“她怎么样？”

秦墨沉默了一会儿。“她哭了。”

李彦斌低下头。

“她让我带句话给你。”

李彦斌抬起头。

“她说——我爸是个好人。他不该那样死。”

李彦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嘴唇在发抖，但没有说话。过了很久，他低下头，用手捂住了脸。

秦墨看着玻璃隔断后面那个捂着脸的人。五年前，这个人用钝器击打了孙德胜的头部，然后把尸体从阳台上推下去，伪装成意外坠亡。现在他捂着脸，肩膀在颤斗。

秦墨没有说话。他站起来，把话筒放回去，转身走向门口。

“秦墨。”李彦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闷闷的，象是从水里冒出来的气泡。

秦墨停住了脚步，但没有回头。

“谢谢。”

秦墨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日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他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一步一步，沉重而缓慢。

他走出拘留所，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夜空中没有星星，云层很厚，把所有的光都挡住了。远处的城市灯火通明，但站在这里看过去，那些灯光显得很远，很冷。

秦墨点了一根烟，站在台阶上，一口一口地抽。烟雾在夜风中散开，很快就消失了。

他拿出手机，给沉牧之发了一条消息：

“孙丽的事办完了。方悦那边怎么样？”

消息发出去之后，他等了一会儿。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了。沉牧之的回复：

“明天去。”

秦墨把手机放进口袋里，把烟抽完，上了车。

他开回家的路上，城市已经很安静了。街道两旁的店铺都关了门，只有路灯和24小时便利店的灯还亮着。他把车停在楼下，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没有落车。

楼上的窗户亮着灯。黑猫“证据”应该趴在窗台上，等着他回去。但他不想上去。他想再坐一会儿。

他从口袋里掏出孙丽给他的那张名片——不是他留给孙丽的那张，是孙丽塞给他的。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上面手写着一个地址和一句话：

“我爸的墓，在安溪县公墓，3排7号。如果你路过，帮我去看看。”

秦墨把纸片折好，放进口袋里。

他会去的。不是为了李彦斌，不是为了案子，是为了孙德胜。那个住在一栋破房子里的老人，那个不肯搬走的钉子户，那个把真相吞进肚子里的人。

他会去的。

秦墨下了车，锁了车门，走上楼梯。楼道的灯是声控的，他的脚步声点亮了一盏又一盏灯。

他打开门，黑猫“证据”从窗台上跳下来，跑到他脚边，蹭了蹭他的腿。他弯腰摸了摸猫的头，走到沙发前，坐下来。

茶几上放着一杯凉了的水和半包烟。他把烟盒拿起来，看了看——还有三根。他把烟盒放回去，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明天还有事要做。方悦的事。沉牧之会去办，但他也要在。有些真相，需要两个人一起递出去。

他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给沉牧之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沉牧之秒回了：“好。”

秦墨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黑猫跳上沙发，蜷缩在他腿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窗外的城市安静了。路灯的光通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个长长的光带。秦墨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

他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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