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牧之把法律意见书交到检察院的时候，接待大厅里人不多。他走到窗口，把文档袋递进去，工作人员翻了翻，给了他一张回执。他看了一眼回执上的日期，装进口袋里，没有去看法官，没有去会见当事人。他只是站在那里，等着。承办李强案的检察官姓王，叫王建国（不是之前那个侦查人员，是另一个王建国），三十多岁，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很慢，每一个词都象是在称重量。

“沉律师，你的意见我看了。”

“恩。”

“李强认罪认罚？”

“认。从侦查阶段就认了。”

“退赃退赔了？”

“退了。手机已经还给被害人了。另外还赔了五百块钱，算是补偿。”

“被害人谅解了吗？”

“谅解了。写了谅解书。”

“工厂那边呢？”

“愿意继续用他。书面承诺。”

王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沉律师，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你知道的。”沉牧之看着他鼻梁上那副银框眼镜在日光灯下反着白光。“知道。我也知道这个案子的特殊性。”

王建国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擦了擦镜片，又戴上。“涉案金额刚过立案标准。初犯。认罪认罚。退赃退赔。被害人谅解。有固定工作。家庭唯一经济来源。”他把笔记本上记的内容一条一条念出来，念完了一顿。“可以考虑不起诉。”

沉牧之点了点头。不是胜利，不是欢呼，只是一个检察官说“可以考虑”。这四个字后面站着李强的母亲——那双破了洞的布鞋，那袋凉掉的馒头，那手心攥了一夜的号码。还站着一个瘫在床上等儿子回家的父亲。沉牧之把这些都咽了回去，没有说。不需要说。

“需要他做什么？”

“写一份悔过书。要手写的，不能打印。”

“好。”

“然后等通知。”

沉牧之站起来，伸出手。王建国握了握。沉牧之的手是凉的，王建国的手也是凉的。两个人都是凉的。他走出检察院，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阳光很刺眼，他把手搭在额头上，眯着眼睛看了看远处。天很蓝，云很白，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拿出手机，拨了李强母亲的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好象她就等着这一声。

“沉律师？”

“检察院说可以考虑不起诉。李强需要写一份悔过书。”

“不起诉是什么意思？他不用坐牢了？”

“如果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他就不用坐牢。也没有案底。”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一个声音，不是哭，是那种把所有的气都从肺里挤出来才发出的声响。沉牧之没有挂电话，等着。过了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久，那个声音终于变成了一句话。“谢谢您。谢谢您。等着，我让他写，今天写，写完就送过去。”

沉牧之挂了电话，把烟抽完，按灭，扔进垃圾桶。他上了车，没有回事务所，没有去法学院。他去了李强所在的看守所。再次会见。

李强比他第一次见的时候更瘦了。号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借来的。他的眼睛还是很暗，但看到沉牧之的时候，亮了一下。不是因为沉牧之带来了好消息，是因为有人来看他了。

“沉律师。”

“坐。”

沉牧之坐下来，把笔记本打开。

“检察院可以考虑不起诉。”

“不起诉是什么意思？”

“就是案子在检察院阶段就结束了。你不会被起诉到法院，不会判刑，没有案底。”

李强的眼睛亮了。那种亮不是手电筒的光，是蜡烛被点燃的光，很微弱，但确实是光。

“真的？”

“真的。但你需要写一份悔过书。要手写的，写清楚你做了什么，为什么错，以后怎么做。”

“我写。现在写？”

“不急。回去好好写。写好交给我。”

李强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很瘦，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那是一双干活的手，不是偷东西的手。

“沉律师，我能回家吗？”

“能。等检察院的决定。”

李强没有再问。沉牧之站起来，合上笔记本。

“李强，你出去以后，回工厂上班。”

“他们还要我？”

“要。人事部说的。”

李强的眼泪流下来了，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一直流。沉牧之没有递纸巾，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哭。他终于哭了。

沉牧之走出会见室，穿过走廊，出了看守所。阳光还是那么刺眼，他眯了眯眼睛，上了车。车里的温度比外面高，闷热。他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风是热的。

他拿出手机，拨了工厂人事部张经理的号码。

“张经理，你好。我是沉牧之。李强的律师。检察院可以考虑不起诉。如果他出来，还能回去上班吗？”

“能。写好的事。”

“谢谢。”

“不用谢。李强这孩子不坏。”

沉牧之挂了电话。他坐在驾驶座上，没有发动。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郑远。

“沉律师，听说李强的案子检察院要考虑不起诉？”

“你怎么知道的？”

“检察院有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挺多。”

“你也不少。李强这个案子，你用了多少时间？”

“三天。”

“三天，一个案子。赵宇的案子，你用了多久？”

“从接手到结案，一个月。”

“一个月，一个无罪。你用三天，一个不起诉。哪个更有成就感？”

沉牧之沉默了一会儿。“成就感不是按时间算的。赵宇的案子，我没有证明他无罪。我只是证明了检方证据不足。李强的案子，我没有证明他无罪。他确实偷了。我只是帮他争取了一个机会。不是成就感，是责任。”

郑远沉默了一会儿。“你还是你。”

“你也是你。”

郑远挂了电话。沉牧之把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上。他发动了车子，开回事务所。

三天后，李强母亲来了。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不是牛皮纸的，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沉律师收”。字歪歪扭扭的，象是小学生写的。

“沉律师，悔过书写好了。我儿子写的。您看看。”

沉牧之接过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横格子的，边缘毛糙。字写得很慢，一笔一画，象是在刻碑。

“我叫李强。我偷了同事的手机。我知道错了。我当时脑子一热，做了不该做的事。我愿意接受惩罚。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我求检察院给我一次机会。我家里还有瘫在床上的爸爸，妈妈一个人扛不住。我想回去挣钱，养家。我不是坏人。我只是做了一件坏事。对不起。”

沉牧之看了两遍，折好，装回信封里。

“写得好。”

李强母亲低下头。“他不识字。这是我替他写的。他不会写这么多字。他说一句，我写一句。写了三遍。第一遍写错了字，第二遍写歪了，第三遍才写好。您看看能用吗？”

沉牧之看着那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横格子上面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一个笔画都很用力。铅笔写的，深得快要划破纸。

“能用。”

李强母亲笑了。不是大笑，是那种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笑。

沉牧之让她在沙发上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她端起来，喝了一口，这次没有烫。她低着头，看着水杯里的水。

“沉律师，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出来？”

“等检察院通知。也许下个月，也许下下个月。”

“还要等那么久？”

“他在里面待了多久了？”

“一个月了。”

“再等等。不急。”

李强母亲点点头。她把水杯放下，站起来。走到门口，转过身。

“沉律师，您是好心人。”

“我不是好心人。我是律师。”

她走了。沉牧之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他转过身，回到办公桌前，把信封锁进抽屉里。

又过了一周。王建国打来电话。

“沉律师，李强的案子，不起诉。文书已经签了。”

“什么时候可以放人？”

“今天下午。”

沉牧之挂了电话，拿起车钥匙，出了门。他没有去李强家，没有去工厂。他去了看守所。

下午三点，看守所的门开了。李强从里面走出来，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他的头发长了一些，脸上有了一点血色。看到沉牧之，他愣了一下。

“沉律师？”

“走吧。你妈在家等你。”

李强上了车，坐在副驾驶座上。沉牧之发动了引擎，开往李强家的方向。那是城北的一个老小区，六层的红砖楼。李强的母亲站在楼下，穿着那双破了洞的布鞋，手里拎着一袋馒头。车停下来，李强下了车，他母亲跑过去，抱住了他。两个人抱在一起，没有声音，只有眼泪。

沉牧之坐在车里，没有下去。他看着后视镜里的那对母子，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发动了车子，开走了。

他回到事务所，坐在办公桌前。他打开笔记本，翻到李强那一页。上面写着“不起诉”。他看了一会儿，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里。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没有人抬头看他。李强的案子结束了。没有媒体，没有记者，没有闪光灯。只有一个母亲等到了儿子回家。这对她来说，就是全世界。对沉牧之来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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