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把卷宗扣在桌上：“把三宗案件并案复核，但不改变原案管辖。”
法制处问：“需要成立联合专班吗？”
“需要。技术、刑侦、法制和检察机关同时进场。每改一处，写清理由、依据和经手人。”
他看向众人。
“案件方向一旦进入专班，任何领导不得单独改变认定结论。任何补录、删改和重新定性，都必须留下完整记录。”
郭世昌盯着祁同伟：“地方要是不同意复核呢？”
“那就把不同意的理由写下来。”
“理由不成立？”
“先停手，再说。”
法制处的人对视一眼，技术人员低头记录，周书语握紧了笔。
这一次查的不是三个旧案，而是过去多年形成的一套规矩。
一套把死人变成意外，把失踪变成逃亡，把证人变成沉默，把责任推给时间的规矩。
下午四点，宣传处来人。
“祁厅长，厅里准备做一期专题简报，主题是新任厅长上任后的积案攻坚。”
宣传处副处长语气客气，“三宗案件的基本情况，能否先提供一份？”
周书语抬头：“谁批准的？”
“宣传工作有正常流程。”
“现在案件属于专案复核阶段，哪来的基本结论？”
副处长笑了笑：“不涉及具体细节，只需要一些方向性材料。”
祁同伟看着他：“谁让你来的？”
副处长脸上的笑僵住。
“厅长，宣传处也是为了配合工作。”
“那就配合保密工作。”
祁同伟说，“三宗案件，暂不对外提供任何材料。你回去告诉处长，专题简报可以写纪律要求，不能写案件内容。”
副处长顿了顿：“可省里已经在等……”
“哪个省里？”
屋里没有人动。
祁同伟把三份卷宗摞在一起，推到桌角。
“把发函单位、联系人和电话留下。既然有人在等，总要有个名字。”
副处长愣了一下，没接话。
“我只是来了解情况。”
“那就什么也没了解。”
祁同伟抬手，“周书语，送客。”
副处长离开后，周书语压低声音：“宣传处以前从不主动碰专案。”
“他们不是要写简报。”
“是要找材料。”
“更准确一点。”
祁同伟看向门外，“他们要确认我们查到了哪一步。”
他拿起电话，向田国富通报了三案情况。
田国富听完，只说了一句：“不要让任何人替你定身份，也不要让任何人替你定方向。”
“我明白。”
“北门账号呢？”
“已经不是一个账号的问题。”
祁同伟说，“是有人用一枚旧章，把三座城市、三段时间和三条利益链，压进了同一个结论里。”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同伟，查清楚之前，不要碰不该碰的人。”
“我只碰证据。”
傍晚六点，办公室的门再次推开。
法医拿着一份薄薄的初步检测报告，站在门口。
他没有立即开口。
祁同伟放下手里的系统日志：“结果出来了？”
法医走到桌前，把报告放下。
停了两秒，他才说：“祁厅长，遗骸不是沈文涛。”
周书语的目光落在报告上。
祁同伟没有动。
“亲缘比对结果呢？”
“牙髓、股骨和残留组织三组检测一致。”
法医说，“与沈文涛家属不构成亲缘关系。”
办公室里只剩空调运转声。
石灰坑里的尸骨不是沈文涛。
那沈文涛去了哪里？
法医又从文件袋里取出一张物证照片，放在报告旁边。
“但腕表确实属于他。”
法医室的灯亮了一夜。
三只白色物证袋排在操作台上，袋口贴着编号、时间和经手人姓名，分别标着“牙髓样本”“股骨样本”“残留组织”。
最右侧的物证袋里，那块腕表被固定在黑色泡沫板上，表面没有血迹，只有几道细小的泥痕。
强光照下，金属表壳泛着冷硬的光。
法医把三份报告放到祁同伟面前。
“牙髓检测、股骨检测、残留组织检测，结果一致。”
祁同伟翻开第一份。
法医继续说：“遗骸与沈文涛妻子、女儿均不构成亲缘关系。三组检测没有一组例外。”
周书语盯着报告：“能排除样本污染吗？”
“排除了。检测过程分三组进行，人员、设备、试剂全部分开。检材也重新提取过。”
“死亡时间呢？”
“目前推算在五年前六月到七月之间，与沈文涛失踪时间接近。”
祁同伟的手指停在报告最后一页。
死亡时间接近，腕表属于沈文涛，遗骸却不是沈文涛。
这不是简单的物证错误。
这是有人故意把两个身份拼在了一起。
“腕表怎么确认？”
法医取出一张辨认记录：“沈文涛妻子确认了型号。表背刻字也对得上，是她和沈文涛结婚十周年时送的。刻字内容、位置和磨损都符合。”
“但表有问题。”
祁同伟说。
法医抬头。
“表带扣。”
祁同伟指着照片：“扣环内侧的磨损方向，与长期佩戴不一致。还有表背刻痕，边缘太齐，像是后期重新处理过。”
法医点头：“我们也发现了。原刻痕边缘有旧氧化层，后期处理的位置却露出新金属面。有人动过这块表。”
周书语低声：“有人拿沈文涛的表，给另一具尸体做了身份。”
“不是做身份。”
祁同伟把报告扣上，“是给我们做结论。”
没人再问，屋里只剩翻卷宗的声音。
五年前，沈文涛失踪。
五年后，石灰坑里出现一具戴着他腕表的遗骸。
办案人员只要确认腕表，再结合死亡时间，就能顺理成章地把遗骸认定为沈文涛。
尸体有了，案件就能结案。
家属有了结果，远泰地产也能把最危险的那段历史埋回去。
可现在，结论被推翻了。
祁同伟拿起电话：“通知沈文涛家属，到信访接待室。只通知妻子，不要让其他部门提前接触。”
周书语问：“要不要先准备安抚口径？”
“不要。”
“家属可能接受不了。”
“她接受不了假话，就更不能再给她一句假话。”
信访接待室的窗外飘着细雨。
沈文涛妻子坐在塑料椅上，双手攥着两份材料。
左边是五年前的失踪证明，右边是刚刚出具的遗骸鉴定报告。
她把两份纸叠在一起，又慢慢分开，反反复复。
指节已经发白，眼神空洞地盯着窗外，雨水模糊了玻璃。
她的手指开始发抖，纸张边缘被攥出了细密的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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