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医药巨头联盟代表团在南都省城的酒店已经住了好几天。

“他疯了！”汤普森第一个开口，“完全掌控核心技术？公开所有定价数据？这完全违背了商业逻辑！”

“但他说的是事实。”佐藤健一平静地说，“如果我们不合作，确实可能被排除在下一代治疗体系之外。”

“我们可以联合开发替代技术来应对。”另一个代表提议。

“需要多久？五年？十年？”制药公司的代表伊莎贝尔·莫罗博士摇头，“我仔细研究过杨平的论文，他们的技术路线与我们完全不同，是真正的创新，短时间内复制几乎不可能。”

施耐德揉着太阳穴：“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维持联合阵线？黄佳才说得对，普惠框架下我们实际上是在竞争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联合控制。如果我们六家继续捆绑，他可能会选择与其他中小型公司合作，那样我们的损失更大，不管怎么样，这一块未来的市场，我们必须拿下入场券。”

“所以你的建议是……各自谈判？”杜邦问。

“至少要保持灵活性。”施耐德说，“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君子协议：在核心条款上保持协调，比如定价下限、区域划分，但具体合作方式可以各显神通。”

“我同意。”佐藤立即表态，“我们愿意在工艺优化和亚洲生产方面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方案。”

“但这样我们就会互相竞价，最终渔翁得利的是锐行。”汤普森反对。

“或者我们继续联合施压，”莫罗博士提议，“但目标调整：不是控制技术，而是争取更有利的授权条款。比如延长授权期限、降低授权费用、在决策机制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最终，六巨头达成了一份内部备忘录：对外保持“协商一致”的形象，但在实际操作中，允许各公司根据自身优势，与锐行进行差异化谈判。同时，他们将联合向锐行施压，要求对普惠框架的某些条款进行“合理调整”。

谈判再次开启。

“黄先生，”施耐德代表发言，“经过讨论，我们愿意在普惠框架下探讨合作。但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授权期限应该不少于15年；第二，合作伙伴在所在区域应享有一定的市场保护期；第三，定价机制需要更多的灵活性，特别是针对不同医疗体系的国家；第四，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指导委员会，合作伙伴在其中拥有实质性的建议权。”

黄佳才听完，微微点头：“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核心原则我也需要重申：核心技术控制权、全球定价透明度、非排他性原则。只要在这三条核心原则之内，锐行愿意与各位进行建设性对话。”

各位代表交换眼神之后，施耐德说：“那好，我们继续一些合作的细节沟通。”

两个小时后，黄佳才看了一眼时间：“今天已经谈了很多，我建议明天继续，我们可以继续就具体条款逐项讨论。另外，明天下午，杨平教授团队成员将从实验室过来，与各位进行技术层面的交流。”

这个消息让代表们精神一振。见杨平教授团队成员，意味着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技术细节，也意味着锐行确实在认真考虑合作。

会议结束，代表团离开。

黄佳才独自留在会议室，助理走进来。

“黄总，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想就这次谈判进行采访。”

“暂时不回应。”黄佳才说。

华盛顿，白宫东翼。

椭圆形办公室里，一场关乎生死的特别会议正在举行。这不是常规的国家安全会议，却可能影响美国在生物科技领域的未来地位。

“总统先生，数据就在这里。”威尔逊博士将一份厚厚的报告放在橡木桌面上，“三博研究所提供的临床试验数据，经过我们最严格的双盲复核，确认有效率达到92，而现有标准疗法平均只有19。常规审批要求的5红线。”

总统先生翻阅着报告，眉头紧锁。他是律师出身，对科学数据保持着本能的审慎，但报告上那些图表和统计显着性标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