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在坚定的执行大明皇帝的灭倭政策，无论是倭奴贸易还是长崎总督府，亦或者是其他政策，都只有一个目的，最大程度上削减倭人壮丁的数量，人为的调整倭国的人口结构，使其对大明没有威胁，也就是减丁。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招数，减丁是历史实践证明过的行之有效的方略。

但之前所有的政策，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有效对武士阶层进行减丁。

倭奴里面没有武士，因为武士是倭国的统治阶级，而发动一场战争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即便是皇帝陛下，也没有真正的下定过决心，毕竞费利佩的英格兰远征，教训就明明白白的放在那里。

“德川家康太过于相信“相信’的力量了，他根本没有任何预案，不知道在熊廷弼选择坚决抵抗之后该如何是好。”朱翊钧综合了长崎总督府、江户总督府、大坂湾守备千户所的各种情报，得到了一个结论。德川家康相信，只要倭国发起了冲锋，拿出了足够的决心，就可以吓退熊廷弼，只要大明军撤离，关东平原就可以以极小的代价收复，到时候，倭国的局势就不会如此的被动，他的确拿出了足够的决心，发动了几乎所有的武士，向着小田原城扑去。

现在战争进入了德川家康最不想看到的局面，拉锯战。

小田原城外的防线，本身就是消耗敌人士气而创建，丢了就丢了，小田原城守住，德川家康就寸步难行，这地方就跟大明的山海关一样，形胜之要地，小田原城在谁手里，谁就占据优势。

熊廷弼和关东人耗得起，因为他们在守城；德川家康耗不起，因为他在攻城，倭人引以为傲的山城防御体系，现在成了他统一倭国的最大阻力。

进入了拉锯战，继续打，消耗的是倭人的壮丁，不继续打，他自身难保，内部反对力量，他无法承受。倭国一向如此，进攻朝鲜也是从未想过大明军会入朝抗倭，等到打不下去的时候，才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思索，该如何结束战争。

“人们只能决定战争如何开始，没有人可以决定，战争何时何地以何种结果结束。”朱翊钧朱批了熊廷弼的奏疏，这其实也给眼下战无不胜的大明敲响了一个警钟。

不要轻易发动一场准备不足的战争，否则就会深陷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

大明可能只需要一次战略上的误判，陷入一场不该发动的错误战争，不需要更多，就会象轻易发动远征的西班牙那样，从天朝上国的地位滑落，再次陷入向下循环之中。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大明的统治者，他要对万民负责，他要足够的慎重，对战争保持足够的敬畏。

朱翊钧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只要他一到松江府驻跸，就没有反贼了，这也不奇怪，毕竟京营跟着皇帝一起来的，皇帝在南巡，这个时候跳出来，不是给京营送军功吗？

势豪富商巨贾这些地头蛇们，是想要博取利益，不是为了让军兵摁着脑袋刷战功。

皇帝在松江府主要是收获，处理各种外事、各种各样的大思辨的成果、接受海外开拓的成就，他一回到北衙，就要处理各种大案要案，解决各种新政爆发的阻力。

在北衙做规划，在南衙做执行，已经成为了他这些年上磨的新常态。

朱翊钧翻动着数十本杂报，这是松江府一年以来发布的所有杂报，都被张诚送到了皇帝的面前。面对如此多的杂报，大明皇帝有点怀念冯保和李佑恭了，冯保和李佑恭都会对这些杂报进行几次筛选，确认有价值的才会呈送，而不是把所有的都拿来，让皇帝挨个过目。

张诚、张进不太清楚这个标准，索性一股脑放在了陛下面前，这固然没有阻塞圣听的嫌疑，但皇帝要看完这些文章，无异于是屎里淘金。

奈何李佑恭人在西域，最起码要到九月份才会回到京师。

朱翊钧翻看了足足一个下午，才看完了大约一半的杂报，还真给他屎里淘金淘到了点东西。第一篇文章是一名笔名为天涯客的笔正所写，名字叫《阶级新论》，是对阶级卷的补充，也可以读作《对大明各阶级的分析》。

天涯客将大明的阶级笼统地分为了统治者、有产者和无产者。

统治者即皇帝、世袭官、官选官；

有产者，即有一定资产规模的势要豪右、富商巨贾、乡官、乡贤缙绅；

而无产者则为田亩超过百亩不足五百亩的富农、田亩不超过五十亩的中人之家、田亩低于十亩的贫农、没有田亩的佃户、城中没有房产手停口停的穷民苦力。

有产者是实际上的地方统治阶级。

在很多市井中，总是描述一些个乡贤缙绅欠了赌债，导致家破人亡的情节，而天涯客一针见血的指出：

【扎了根的地主，决计不会向下滑落。

只说咱家太姥爷，当年在县里赌钱，一夜之间，输了八千两雪花银。那城里讨债的恶棍，仗着赌坊的势，吡着牙往咱家来。

你道如何？这才走到半道上，连咱家门朝哪开都没瞧见，就被不知哪里飞来的闷棍打做了孤魂野鬼，尸首往野地里一抛，喂了狗，无人过问。

后来，太姥爷不过着人寻了个中人，往赌坊丢下五两银子，权当是赏他们买口薄皮棺材，那赌坊的当家还得陪着笑脸，千恩万谢地接了。

这便是规矩。

再说那苏州府庞家，与咱家是世交，端的是良田万亩，宅院连云，乡下人唤一声庞老虎，人人都怕。隆庆四年上，城里新开了家赌坊，想是不懂规矩的愣头青，仗着背后有人撑腰，竞敢拿了庞家公子的欠条，登门讨要。这可捅了马蜂窝！

那庞老虎得知，也不多话，点起五十个如狼似虎的家丁，一径杀到那赌坊门前，闯将进去，见人便打，见物便砸，真个是抄了家一般。把那不知死活的坊主，从账房后头死狗般拖出来，几个家丁按住脑袋，就按在茅厕边的臭水沟里，一口大粪一口臭水地灌将下去，灌得那厮哭爹喊娘，灌得肚子滚圆。末了，一个家丁上前，只三拳，擂在他肚上，只听噗的一声闷响，那坊主两眼一翻，便断了气，死了。你道后来如何？人命关天，也不过是府衙里走个过场，把那动手的家丁，判了个失手杀人，远远流放到广西烟瘴之地吃几年苦，过不两年，使些银子，又白白胖胖地回来了。

那坊主？白死。

由此可见，这些个乡贤缙绅，莫说在家，便是进城玩耍，去这家那家的园子吃酒耍钱，也是给足了主人家脸面。

既然他肯在你家账上落个名字，那是瞧得起你！你反倒敢去讨要？这便是坏了规矩，这便是造次。】“拿去刑部询问，看是否确有其事。”朱翊钧不知道这个天涯客是何人，但这个庞老虎的案子，刑部公文应该有，即便是没有，苏州府也有府志，庞氏腰缠万贯、良田万亩，有点事儿，府志也该有记录。第二天下午，番子就从苏州府回到了松江府，把府志带到了皇帝面前，确有其事，不过这案子府志记得是：庞善人怒惩赌坊恶霸，大快人心。

不得不说，读书人的笔杆子，是真的厉害，庞老虎如此行径，变成了怒惩恶霸，同样一件事，换了个立场、换了个口吻，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而且都能说得通。

那赌坊连庞公子的债都敢讨，在苏州府不知道做了多大的孽。

天涯客绝非在空口白牙的瞎说，大明乡贤缙绅，凡是田亩过千，的确不会因为赌债向下滑落，他们是地方的统治阶级，是主子，这赌坊的地痞流氓恶棍，都是走狗，走狗怎么可以对主子眦牙咧嘴，这便是天涯客说的“造次’。

天涯客在文章里也指出，抽大烟，乡贤缙绅真的有可能向下滑落。他亲眼见到过有人把妻儿老小都抛却，尤其是把田亩抽完了，

只要田亩还在，根儿就在，就是扎着根；田亩没了，根儿就没了，这一家就彻底完了。

《阶级新论》是对大明各阶级的分析，主要分析的是势要豪右、富商巨贾、乡贤缙绅、乡官，至于统治者的世袭官、官选官，他没有多少描述，他没见过，他分析不出来，这不重要。

无用阶级，就是家奴、地痞、恶霸、恶棍这些游堕之民。

“无用”二字，指的是这些人对秩序稳定、道德维护、社会生产毫无用处，反而完全是副作用，是对统治者、有产者、无产者都具有完全负面作用的阶级。

这些恶棍，对乡贤缙绅而言，也是可有可无，有了能用，没有也没什么，因为乡贤缙绅用的是家丁。家丁这个词太有迷惑性了，其实用家臣更加合适，天涯客的家里有个马夫，马夫的父亲、爷爷、太爷爷都是家里的马夫，世世代代，这是家臣。

有产者，势要豪右、乡贤缙绅真正的仪仗是这些家臣，而非地痞流氓，这些恶棍都是兼并、媵剥的工具，而不是根基。

“皇明万万年，自无产向有产者始。”朱翊钧的手指在桌上不停的敲动着。

天涯客在阶级新论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很好玩的设想，如果把大明的无产者的多数变成了有产者，那大明就可以万万年，千秋万代，长生不老。

这个设想是天涯客从皇帝南巡的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

皇帝只要开始南巡，南衙势豪都是老老实实，个个乖得象鹌鹑，他们怕，他们软弱，他们不敢直面皇帝的威严，但皇帝不南巡的时候，这些势豪们就开始各种惹事生非。

天涯客将其总结为：有产者固有的软弱性。

光脚的才不怕穿鞋的，大明人都穿上了鞋，就有了枷锁，有了软肋，有了软弱性，就没有民乱，就没人能推翻大明统治了。

无用阶级和无产者的联合，就是数千年来民乱的起点，把无产者多数变成了有产者，即便发生民乱，也只会是零星的、规模极小的，不会对大明统治产生颠复性影响，大明真的可以万万年了。

“这天涯客，有点太乐观，太高看朕了，他居然觉得朕能做到。”朱翊钧吐了口浊气，理论没问题，人人有产，人人有枷锁，人人有软肋，这太难了，比登天还难数倍。

“不能吗？”张诚面露尤疑地说道：“臣也觉得能。”

他觉得陛下有点悲观。

“嗯？”朱翊钧看向了张诚，十分惊讶的说道：“你怎么会这么想？”

张诚天天在御前伺候，皇帝是个活生生的人，需要吃喝拉撒，也会生病，也会生气，偶尔也会在暴怒之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策，而且皇帝也会反复，收回成命，皇帝不是个无所不能的神。

天涯客没见过皇帝，他这么想也就罢了，张诚也这么想，就很奇怪了。

“陛下，臣就是这么想的。”张诚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他觉得陛下就是出了意外，太子也好，四皇子也罢，会带着大明继续走下去，只要生产力继续发展下去，这一天终会到来，而且不用百年时间。“朕明白了。”朱翊钧乐嗬嗬的说道：“挺好。”

处于盛世之中的人，普遍如此乐观，他们会认为蓬勃发展才是常态，但历史总是如此的无情，有自己的周期，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阶级新论，将大明划分为了统治者、有产者、无产者、无用者，过去，唆剥让无产者总是向无用者滑落，导致了民乱四起，理论上，消灭浚剥，可以把多数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可以有效防止民乱的爆发，大明万万年。

当然，这都是理论，实践会非常的曲折，到底有多曲折，朱翊钧也说不上来，他知道，会反反复复数百年之久。

朱翊钧将天涯客的这篇文章转载到了邸报，是一篇很有意思的社论。

屎里淘金的过程固然辛苦了些，但淘到金子那一刻，皇帝还是很兴奋的，上海大学堂学正陈准，去年十二月，在《松江杂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被朱翊钧淘到了。

复杂社会的诸多集体，大约可以以保守派和激进派去区分，大明的保守派在变得更加保守，激进派在变得更加激进，大明在反对大明，大明正在撕裂。

在保守派眼里，激进派都是愚蠢的，古今中外的至圣先师们，都告诉你，这就是一泡臭狗屎，而激进派非要尝尝咸淡，尝过之后，才由衷的赞同，这的确是一坨臭狗屎。

而在激进派眼里，保守派都是一群冥顽不灵、迟早被时代所淘汰的老东西，土都埋到眉毛了，依旧抱着那些经史典籍不放，一点都不肯接受新鲜事物，既然是变法，就该把过去所有的规矩，全都推翻，创建一套新的规则。

保守派和激进派在杂报上吵得不可开交，而陈准治学矛盾说，他向来信奉事情一体两面，所以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双方互相掐架。

因为事不关己，陈准总结了保守派的特征，保守派年纪普遍都比较大，大多数都在三十五岁以上，主张是在稳定中求变，而激进派年纪普遍都在三十五岁以下，主张在巨变中总结失败教训，确立规则。他还煞有其事地枚举了保守派和激进派在各类事件中的态度于诉求，以区分阵营，甚至还弄了个记分牌，所有议题，不分大小，不分好坏，谁赢了就记一分，双方你来我往，可谓是不分伯仲。直到一场无妄之灾落到了他的头上，陈准变成了保守派。

比如在女子是否应该接受教育、抛头露面这件事上，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分歧就很大，保守派抱着女子无才便是德（字面意思）这一传统观念，觉得女子的天职是相夫教子，激进派则认为都是人，都应该参与社会生产与劳动。

陈准是上海医学堂的座师之一，在这件事上，他支持女子接受教育并且积极参与社会生产，他就教过许多的女医倌。

然后他就被诬告了，这次的诬告风波长达六个月，让他声名狼借，狼狈不堪，险些连大学堂学正的身份都给丢了，即便是最终澄清了事实，依旧让他备受指责。

诬告案发生在了诗社，而不是大学堂，大学堂尤其是医学堂的学子们忙的脚打后脑勺，根本没有任何的空闲时间。

他在上海县崇明坊逸仙诗社做笔正，《松江杂谈》就是逸仙诗社发刊，这是一个大型的书坊，也印刷各种坊间的市井，诗社派给他一个司务，这个司务是个松江女子学堂毕业的女学生。

司务帮笔正校对文案、整理书籍刊物、归置文房四宝等等，去年九月，陈准发现自己丢了一方砚台，洮河绿石砚，这方砚台价值四十五银，是友人赠送，砚台丢了之后，他自然要查找，还没找到，就惹上了官司。

司务到衙门状告他强淫，长期威逼利诱，对她上下其手。

奸出妇人口，这事儿陈准无论如何都说不清，谁让他平日里在诗社，为了不让人打扰，都是关着门？陈准遭遇了牢狱之灾，松江府衙受理之后，立刻将其拿到了衙司询问，陈准百口莫辩，被松江府衙司收监，十月开始，所有笔正都对陈准口诛笔伐。

松江府知府胡峻德得知此事，疑惑不解，陈准可不是小人物，他是体面人，既是大学堂学正，也是笔正，是名儒，干这种事儿，简直是跌份。

陈准遭了牢狱之灾，被关了足足六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那方砚台被找到，案件才出现了转机，还了陈准清白。

砚台就是司务拿的，为了避免被怀疑，司务主动出击，诬告陈准，而且一告一个准，而且不止一方砚台，这司务还拿了许多别的东西，浙江湖州产的彩漆嵌金银片湖笔，安徽大家程君房所制徽墨等等。这些东西，林林总总加起来，价值四百馀两银子。

这里面多数都是友人赠送，礼尚往来，有些人请陈准看文章，直接给银子，多少有些铜臭味，就以文房四宝相赠，读书人说钱，多少有辱斯文了，但这些东西也都不便宜就是了。

有些东西就只有这么一件，比如程君房所制作的徽墨，他一共就做了200多款，陈准手里那款，也是专门定制。

当这个徽墨流落到了市场上，立刻就被有心人注意到了，才顺藤摸瓜拿到了实证，证明了诬告。诬告反坐，司务被流放到了南洋，去了椰海城，若是没查清楚，陈准要被流放三千里，流放去南洋的。即便是事实如此清楚，陈准依旧被人怀疑。

这是一个十分偶发的个案，大明那么多的书坊，这么些年，也就出了这么一个案子，各家书坊开始对女性司务清退，也不是说现象十分普遍，而是无论哪一家书社，都不想摊上官司。

这种清退，在陈准银铛入狱后就开始了，不是从他沉冤昭雪就开始的。

而陈准也从一个激进派，变成了一个保守派。

万历维新跟每个人息息相关。

本来看热闹的陈准，这下再也看不了热闹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大明正在撕裂，撕裂成保守派和激进派，而且这种撕裂还在持续，在撕裂中不断向前。

“矛盾相继释万理。”朱翊钧给了这篇文章一个朱批，转发了邸报，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冲突，就是矛盾相继，该经历的都会经历，而且还会反复经历。

在皇帝忙于处理各种奏疏的时候，远在小田原城的熊廷弼，收到了一份议和书，确切的说是劝降书，德川家康派遣使者到城下，送来了劝降书，痛陈利害，许下了高官厚禄，要求熊廷弼投降。

“他这个从一位关白、太政大臣、神号武藏国大明神，还弄得有模有样的，仅次于征夷大将军之下。”熊廷弼把劝降书给孙克毅看了一眼，孙克毅看完之后，只觉得好笑。

“他怎么不直接把征夷大将军的位子让给你呢？”孙克毅嗤笑了一声，把劝降书递了回去说道：“他要是有充足的信心，他就不会写这份劝降书了，他也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怎么会不知道，打仗不是纸上谈兵呢？”

从纸面上来看，德川家康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二十五万武士，征调了超过二十万的民夫，声势浩大，攻城器械十分完善的同时，人心齐，泰山移，对关东平原，德川家康内部似乎是势在必得。

事实果真如此的话，就不会有这份劝降书了。

打仗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现在已经从前锋试探，进入了拉锯的阶段，显然，德川家康完全没信心，才希望通过劝降的方式结束战争。

“他约我后日下午，到天守山议和，选的地方看起来离小田原城更近。”熊廷弼将劝降书扔到了一边。孙克毅好奇地问道：“你会去吗？”

“不会，他想把我骗出城，然后杀掉我，又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吴玉珍这个归化人都死在了刺杀之中。”熊廷弼摇头，师爷背刺之事，大明皇帝为此在大明掀起了一次大案，这次大案的规模，甚至有可能成为万历第六大案。

熊廷弼是不会出城的，他已经打算好了，这几年，就做好缩头乌龟，最大限度的杀伤倭人武士。“坚持守住，敌人不战自溃，德川家康他耗不起。”孙克毅没什么军事天赋，但局势他还是能看得懂的，德川家康拿小田原城这个乌龟壳儿没什么好办法，他既没有足够多的火炮，也没有足够多的重甲陷阵先登。

但凡是有一样，哪还有这么多的废话。

熊廷弼从桌上的塘报里，拿出其中一本，递给了孙克毅说道：“德川家康有一个谋士，名叫本多正信，此人多智，他给德川家康出了个对付大明的主意。”

“他让德川家康在京都竖立一个大大的雕像，纪念嘉靖倭患中，死难的大明无辜百姓，然后再去大明朝贡，因为去大明要先到松江府，先去松江府英烈祠磕头，一路磕头到京师，不朝见陛下，先跪在金山英烈祠前死命的磕头。”

本多正信非常明确地断言，德川家康朝贡，大明不会动手，因为大明要脸。

熊廷弼继续说道：“陛下是否赐予倭国国王的尊号，也无所谓，回到京都后，每年六月，德川家康都举行一次大型的国祭，吊唁亡魂，把口径改为倭寇荼毒大明东南，亦荼毒倭国本土，大明平倭，还了两国安宁，把一切罪责都推脱给当初的倭寇，唯有如此，才能休养生息。”

“而后请命大明皇帝宽仁，松一松脖子上的缰绳，少一点倭奴贸易种种请求，大明皇帝不答应，反而显得大明小气了。”

“本多正信认为，这是倭国唯一的生路，或者说，大明朝中那些掉书袋，整天还喊着柔远人的士大夫，是他们唯一破局的关键，是他们倭人的盟友。”

“可惜，德川家康没有采纳，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解法，进攻关东平原。”

“这个本多正信，有点该死了。”孙克毅看完了塘报，面色一变，他忽然觉得，刺杀偶尔也可以搞一搞，不要那么死板教条，比如这个本多正信，就可以尝试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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