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阙如却想得更深，问道：“城建税既然是用于地方的，由户部来收是不是不太合适？”　　“确实不太合适，”李自成笑道：“那就分为国税和地税好了。宅基税、屠宰税、营业税、契税、城建税、消费税归地方；矿税、盐税、关税归朝廷；酒税、田税和利得税二八分成，朝廷得八，地方留二。诸卿以为如何？”　　这样分税？欧阳阙如大吃一惊，但他的身份不比顾君恩和张士政，所以没有说话。　　张士政同样吃惊非小，急忙问道：“地方是不是得利太多了？”　　顾君恩也说道：“恐有弱干强枝之弊，长此以往，难免尾大不掉。”　　李自成摆了摆手，笑道：“给他们多找点花钱的地方不就行了？没有大碍。”　　开源节流才是正途，哪有随便乱花钱的道理？张士政满头黑线，突然觉得自己保了个昏君。　　顾君恩也觉得皇帝实在是荒唐，冷冷问道：“敢问陛下，怎样多找花钱的地方？”　　李自成知道他们理解不了，闻言笑道：“如果不算各种巧立名目的加捐加派，明朝的田赋正税其实并不高，基本上也就是三十税一的水平，至高也不过十税一而已，可是役法之弊，却常使小民破产……”　　“寓役于税！”欧阳阙如恍然大悟，不由得忘了身份，失口惊呼起来。　　顾君恩和张士政闻言，顿时目瞪口呆，震惊不已。　　他俩之所以震惊，不是因为欧阳阙如的御前失仪，而是因为“寓役于税”这四个字，借由这四个字，他们也终于明白了，皇帝是要废除徭役！　　自古徭役，不论是解运官物，还是修路筑城，或者是其他的力差银差，只要摊到头上那就没个好，不仅自己家的营生要放下，还要自带口粮，自备工具，自行赴役，没有报酬也就罢了，还要遭受盘剥压榨，别说是寻常人家，即便是小康之家也往往经受不住，应役破产从来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所以，徭役是一项比苛捐杂税更令人恐惧和痛恨的恶政。　　李自成像没看到三人的震惊一样，自顾自地继续说道：“王安石的募役法，张居正的雇役法，其实都是这个意思，所以才把徭役折成银两纳入正税，然后由官府用这笔折银募人或者雇人完成役差，可是他们都没看到，只要徭役不废，哪个当官的肯花银子募役或雇役？自然是能少花就少花，最好是不花！募雇之法很快就会名存实亡，到那时候，已经纳入正税的折银该交还是要交，可是交了银子却仍然要应役，反倒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只有彻底废除徭役，断了贪官污吏以此盘剥的借口，才能一劳永逸，根治这一恶政。”　　“如此一来，”欧阳阙如由衷地感佩道：“原本不花银子的一切差役都要花银子了，地方开支只能从税收上想办法，而田税二八分成，显然不够开销，他们也就只好大力发展工商业，真可谓是一石二鸟的妙计！”　　“为什么是大力发展，而不是大力压榨？”张士政不解。　　“工商业不比农业，它是流动的，”顾君恩倒比张士政更懂行，替欧阳阙如解释道：“你若压榨太狠，人家关门歇业或者干脆抬脚走路了，却不是自寻死路？还是大力发展、扩大税源才是正途。”　　顾君恩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皇帝的新政只是履亩纳粮，除了兵役，提都没提徭役的事，原来是早就想要废除徭役了。　　但是他没想到，李自成固然早就有了这个想法，但顺朝初肇，广大出身底层的各级官员们还没忘本变色，不至于行恶政害民，所以废除徭役并非急务，用不着立即推行，若不是欧阳阙如投顺，把税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去呢。　　顾君恩正在慨叹，忽听张士政又说道：“官员们都是流官，只求任期内政绩漂亮，哪管卸任后洪水滔天？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事，恐怕难以避免。”　　这是自古以来的弊病，从来也没人真正治好过，顾君恩自然也没有高招，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欧阳阙如却是心里一闪，想起李自成说的“天下万事，皆付公议”，不由得喃喃道：“如果加捐加税皆出公议，是不是便能杜绝任意妄为了？”　　顾君恩和张士政都是庠生出身，本就有“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清议传统，再加上造反起家，更有了不畏权贵的“革命”精神，闻言俱是眼睛一亮，一同看向了李自成。　　他们很清楚，所谓公议，其实是对官府权威的挑战，说白了就是对皇权的挑战，当他们还是泥腿子的时候，自然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现在他们建立了政权，已经成了穿鞋的人，官员们，尤其是皇帝，还能不能容忍这种挑战，其实是个未知数。　　所以他俩都没表态。　　李自成淡淡一笑，说道：“赋税之事，议一议也无不可。不过，我朝重建政权，诸事当以稳健为要，不可节外生枝，亦不可议而不决。如若思虑不周，操之过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坏了我朝复兴大业，那朕可不答应。”　　他不是政治幼稚病患者，不会在没有土壤的这个时代强行种什么共和的花，他要做的只是提供一种突破的方向，至于走不走得通，能走多远，他今年已经四十岁了，注定是看不到结果的。　　开了口子却又给套上了缰绳，顾君恩等人都不迟钝，自然明白皇帝的用意，当下小心翼翼，最终议定，由欧阳阙如牵头，先搞一个《大顺税法草案》颁布试行，同时征求都判院、大理寺、都察院以及基层和民间的意见，一年后根据征求的意见改定，去掉“草案”二字，请旨颁布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