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牧之回到事务所的时候，台阶上蹲着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工装外套，袖子磨得发白，领口的扣子掉了两颗，露出里面起球的毛衣。他蹲在那里，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烧了很长一截，没有弹，掉在他的鞋面上，他也没感觉。地上还有四五个烟头，有的灭了，有的还在冒细烟。沉牧之停了一下，看着他。他抬起头，眼窝深陷，眼框下面一片青黑，象是一夜没睡，又象是一个星期没睡。

“沉律师？”

“我是。”

“我叫陈志远。朋友介绍来的。我被人告了，说我诈骗。我没有骗。我只是借了钱，没来得及还。”

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份判决书，折了两折，边角已经卷了。沉牧之接过来，站台阶上翻开。诈骗罪，一审认定。被告人陈志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刘建国人民币五万元，数额巨大。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判决日期是十一天前。上诉期十五天。还剩四天。沉牧之没说话，把判决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事实认定部分写得很简单，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借条、转帐记录。看起来很清楚。借了，没还，人跑了。诈骗罪。

他合上判决书，看着陈志远。

“借了多少？”

“五万。写了借条。有转帐记录。微信上也承认借了。但我后来没还上。他说我是骗。”

“为什么没还？”

“工厂倒闭了。我失业了。我跟他解释，他不听。他就去报案了。”

“你什么时候借的？”

“去年三月。”

“借条上写了还款日期吗？”

“写了。去年六月。”

“到期之后你还了多少？”

“一分都没还。”

沉牧之没说话。陈志远把手里的烟头按灭在台阶上，站起来。他的腿蹲麻了，晃了一下，扶住门框。

“沉律师，我不是诈骗。我借的时候没想骗他。我是真想还。但厂倒了，我没办法。我承认我欠钱。我愿意还。但我不是诈骗。”

“你在侦查阶段怎么说的？”

“我……我说我借了，没还。我说我没钱。他们就认定我是诈骗了。”

“你上诉了吗？”

“还没有。他们说让我来找您。”

沉牧之看着判决书最后一页。一审律师是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辩护意见只有一句话：“被告人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认罪？认什么罪？认诈骗的罪。陈志远陈述的是借钱没还的事实，但法律上，借钱没还不是诈骗。诈骗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他有没有非法占有？他自己说没有，但从行为上看，借了五万，到期一分没还，工厂倒闭了人跑了，表面看很象。沉牧之需要证据证明他“想还”。这不是证明无罪，是证明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

“你借了五万，花在哪了？”

“还别的债了。”

“什么债？”

“之前做生意亏了，欠了好几笔。这五万拿到手，全转给别的债主了。有转帐记录。”

“你当时跟刘建国说借钱是做什么用？”

“我说周转一下。做生意的流动资金。”

“你没有说还别的债？”

“没有。我不敢说。说了他就不借了。”

沉牧之靠住门框。这是关键点。借钱时说“流动资金”，实际用来还债。这不是虚构事实吗？庭审时法官可能会问：流动资金和还债是一回事吗？流动资金是维持运营，还债是填窟窿。借新债还旧债，不是诈骗，但借的时候没说实话，这就存在“隐瞒真相”。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陈志远隐瞒了钱款的真实用途。

“你的工厂什么时候倒闭的？”

“去年八月。借钱之后五个月。”

“你借钱的时候工厂还在运营？”

“在。但已经很困难了。工人工资发不出来。我本来想用这五万撑一下，但不够。帐上的缺口太大了。后来就倒了。”

沉牧之沉默了片刻。“你说你愿意还。你现在拿得出钱吗？”

“拿不出。但我可以打工还。一个月还一千。五年还清。只要不坐牢。”

沉牧之合上判决书。“上诉期还有四天。我帮你写上诉状。但你要知道，二审改判的机会不大。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突破口只有一个——主观上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你要证明你借钱的时候是想还的，只是后来没有能力还。这不是无罪辩护，是罪轻辩护。争取改判缓刑。”

陈志远听着，点了点头。

“走。去事务所说。”

沉牧之开门，陈志远跟着进来。他站在办公室中间，没有坐。沉牧之指了指沙发，他才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

沉牧之坐到办公桌前，打开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陈志远，你借这笔钱的时候，还剩什么资产？”

“没有资产了。老婆离婚了，房子归她。车也卖了。信用卡欠了十几万。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沉牧之停下笔。“也就是说，你借钱的时候，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

陈志远低下头。“是。”

“你有没有跟刘建国说你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

“没有。说了他就不借了。”

沉牧之放下笔。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词：虚构用途、无偿还能力、借新债还旧债。从法律角度看，这些都可以被解释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个人明知自己没有偿还能力，还向别人借钱，借钱时隐瞒了真实用途，钱到手后也没有用于承诺的用途，而是填了窟窿。事后面临追讨失联。这几乎就是诈骗罪的教科书案例。

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陈志远没有跑。他没有换手机号，没有搬家。他是主动来的。

“你什么时候收到判决书的？”

“十一天前。我收到就去派出所问了。他们说上诉要找律师。”

“你之前为什么没有请律师？”

“没钱。”

“现在也没钱。”

“是。”

沉牧之把笔记本合上。“我免费帮你。”

陈志远抬起头。“真的？”

“真的。但你答应我两件事。一，上诉期间不要跟刘建国联系，不要威胁他，不要求他撤诉。二，如果二审维持原判，你进去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陈志远低下头。“我答应。”

沉牧之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份空白上诉状。他坐下来，一笔一画地写。上诉理由，第一点，原审认定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证据不足。被告人借款时虽隐瞒了部分事实，但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故意。第二点，被告人借款后未逃匿，未失联，积极配合调查。第三点，被告人愿意偿还欠款，有具体的还款计划。他写完，读了一遍，递给陈志远。

“你看看。有没有要改的？”

陈志远接过去，看得很慢。他看完了，把上诉状递回来。

“没有。”

沉牧之把上诉状装进信封里。“明天我去法院交。等通知。”

陈志远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沉律师，我真的不是诈骗。我是没办法。我不是坏人。”

“我知道。”

沉牧之知道他不是坏人。但法庭上，不是坏人不等于无罪。法律不审判“坏人”，法律审判“行为”。陈志远的行为，从表面上看，很接近诈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是负债者在挣扎，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稻草断了，他摔了。摔了不是诈骗。

陈志远走了。沉牧之站在窗前，看着他走出大门，消失在街角。

他拿起手机，拨了郑远的号码。

“郑检，问你个事。”

“你又接了什么案子？”

“‘又’是什么意思？”

“你一周接三个案子？”

“没有。第三个。不，第四个。赵宇、李强、王芳。现在是陈志远。”

“陈志远？那个诈骗案的？”

“你知道？”

“知道。一审公诉就是我办的。”

沉牧之愣住了。“你办的？”

“对。我起诉的，我出庭的。一审判决就是我建议的量刑。”

沉牧之握着手机，没说话。

“你要上诉？”郑远问。

“我答应他了。”

“你知道上诉不可能改判。”

“我知道。”

“那你还帮他？”

“他来找我了。”

郑远沉默了片刻。“你总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你不用说。我知道。”

郑远挂了电话。沉牧之把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他知道二审改判的机会很小。改判缓刑的条件很苛刻，被告人必须全额退赃，取得被害人谅解。陈志远一分钱都没有，拿什么退？但他还是接了。不是因为胜算大，是因为那个蹲在台阶上抽烟的人，让他想起很多人。那些没钱请律师的人，那些不懂法的人，那些说“我不是坏人”的人。他们的案子不是大案要案，上不了新闻，没人关心。但他们是他的当事人。

第二天，沉牧之去法院交了上诉状。立案庭的工作人员在回执上盖了章，他看了一眼，装进口袋里。

他走出法院，站在台阶上。阳光很好，天很蓝。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

二审，他要在法庭上说——陈志远不是诈骗。他是没还上钱。法律要惩罚的，是故意不还的人，不是还不上的人。他会这么说。但法官会信吗？他不知道。但陈志远知道有人为他说话了。这就够了。

他上了车，发动引擎。开往事务所的方向。陈志远的案子在等着他。郑远也在等着他。这一次，他们是坐在对立面。不是第一次了。

他开进事务所楼下的停车场，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没动。从挡风玻璃向外望去，阳光把整条街照得透亮。他拿出手机，给陈志远发了一条消息：“上诉状已经交了。等通知。”

陈志远回复了两个字：“谢谢。”

沉牧之把手机放回口袋。他推开，门迈出车，锁好车门，走向事务所。下一个当事人也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也许会蹲在台阶上，也许手里夹着烟，也许低着头，也许没在哭。但他的眼睛是红的。沉牧之知道那种红。那不是哭红的，是睁着熬红的。连着好多个夜晚睡不着，翻来复去地想同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办。

陈志远替他问了。沉牧之替他答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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