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

东普鲁士的另一个村庄里，一个农夫正在杀牛。

他蹲在牛圈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杀牛刀，眼睛红红的。

那头牛牛是他从小养大的，养了八年，每天喂草，喂料，挤奶，像养孩子一样。

现在，他要用这把刀，把牛杀了。牛躺在稻草上，大眼睛看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亲昵的拱了拱他的手，农夫的手在发抖，刀尖在牛脖子上比划了好几次，都没下去手。

“快点！没时间了！”一个士兵在催。

农夫咬了咬牙，一刀捅进了牛的喉咙。

牛惨叫了一声，血从喉咙里喷出来，喷了农夫一脸。

牛挣扎了几下，不动了。

农夫跪在牛旁边，抱着牛的头，哭了。

他的眼泪和牛的血混在一起，滴在稻草上，滴在泥土上。

士兵没有催他。

站在旁边，等着。

过了一会儿，农夫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脸，开始剥牛皮，他的手很稳，刀法很准，一刀一刀地，把牛皮完整地剥了下来。

然后把这些牛肉切成大块，装在木桶里，撒上盐。

这些肉，要带走。

在边境线上，到处都是焚烧粮食的黑烟，麦田里，那些还没有成熟的麦子被浇上汽油，点燃了。

火在田野上蔓延，烧得噼里啪啦响，黑色的浓烟遮住了半边天，农民们站在田埂上，看着自己辛苦种了一季的庄稼被烧成灰烬，有人哭了，有人骂了，有人只是沉默地看着。

一个老妇人蹲在地头，手里抓着一把还没烧到的麦穗，麦穗还是青的，麦粒很嫩，掐一下会流出白色的浆。她把麦穗塞进嘴里，嚼着，嚼着，眼泪就下来了。

“大娘，走了。”一个士兵走过来，扶她起来。

老妇人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跟着士兵向卡车走去。

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麦田在燃烧，火苗窜得比人还高，热浪扑面而来。她的脸被烤得发红，眼睛被烟熏得流泪。

“走吧，大娘，没什么好看的了。”士兵催她。

她转过身，走了。

在边境线的每一个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

士兵们拦下每一辆往西去的车，检查行李，登记人数。

有人在喊，有人在哭，有人在吵。

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检查站前，对着一个军官喊：“我的粮食！我的粮食都在车上！你们不能拿走！”

军官看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他。

“这是征粮令。你的粮食被征用了。战后会补偿。”

男人接过纸，看了一眼，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补偿？拿什么补偿？等你们补偿，我早就饿死了！”

军官没有理他，挥了挥手，示意放行。男人被两个士兵推上了车，还在骂这军官。

边境线上，德军的防线也正在加紧构筑。

从两个月前巴格拉季昂行动发起的那一天起，工兵部队就开进了这里，开始修建防御工事。

现在，整条边境线从北到南，变成了一条绵延近公里的工地。

在施洛比滕村北边的一个高地上，一个反坦克炮阵地刚刚完工。

四门88毫米高射炮被安放在简易的钢筋混凝土的炮位上，炮管指向东方。

炮位周围堆着沙袋，沙袋外面拉着铁丝网。炮兵们正在调试火炮，一个上士在指挥，他举着右手，喊了一声“放”，四个炮手同时拉下了击发手柄。

火炮发出四声闷响，炮口喷出一团气浪，把地上的尘土卷起来，吹了老远。

炮弹飞出去，在远处的田野上炸开，炸出四个巨大的弹坑。

“偏了！向右修正两个密位！”上士喊道。

炮手们转动摇轮，炮管向右移动了一点点。

“放！”

这一次，炮弹落在了预定目标上，炸开了一团黑烟。

“好！”

上士放下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点燃。他看着那些还在冒烟的弹坑，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在这个高地的后面，是一片开阔的田野。

田野上，工兵们正在挖反坦克壕。

挖掘机轰鸣着，挖斗一铲一铲地挖下去，把泥土甩到壕沟两边。

壕沟已经挖了很深，大约三米深，四米宽，一眼望不到头。

壕沟底部插着铁桩，铁桩上面焊着钢轨，钢轨朝上，尖尖的，涂成了黑色。

如果苏军的坦克掉进去，就会被这些钢轨给困住。

挖壕沟的不只是工兵，还有被征调的平民。

老人，妇女，半大的孩子，拿着铁锹和镐头，在工兵后面挖。

他们的动作很慢，不如工兵熟练，但也在挖。一个老妇人挖了几铲，停下来，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她的铁锹碰到了一块石头，发出刺耳的声响。她蹲下来，用手把石头抠出来，扔到一边，继续挖。

“大娘，累了就歇一会儿。”一个工兵走过来。

“不累。”老妇人摇了摇头:“挖吧，挖深一点，苏联人就过不来也行。”

工兵笑了笑，他拿起铁锹，和她一起挖。

德军还在边境线的每一个关键路口，都修建了混凝土碉堡。

碉堡不大，只能容纳几个人，但墙壁很厚，有一米多，普通炮弹打不穿。

碉堡的射击孔朝东，对着苏军可能来的方向。

里面架着机枪，堆着弹药箱，还放着干粮和水壶。

士兵们住在碉堡里，吃在碉堡里，睡在碉堡里，等着苏军来。

一个年轻的士兵趴在射击孔后面，用望远镜看着东方。

东边就是波澜，是苏军来的方向。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平坦的田野，和田野上那些正在燃烧的黑烟。

他的手指搭在望远镜的调焦环上，拧来拧去，画面从模糊到清晰，又从清晰到模糊。

“看到什么了？”旁边的老兵问。

“什么都没有，只有咱们焚烧的烟。”

“别看了，还早，苏军刚到华沙，离这里还有好几百公里呢。”

年轻的士兵闻言放下望远镜，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站在一栋房子前面，对着镜头笑。

他看了几秒，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雷恩，我和孩子等你回家。”

他把照片塞回口袋，拿起水壶，喝了一口水。

“想家了？”老兵问。

“嗯。”

“别想了，想也没用，打完了仗，就能回去了。”

“嗯，我先睡一会儿。”

说着，他闭上眼睛，靠在墙上，很快就睡着了。

他的呼吸很均匀，胸口一起一伏的。

老兵把一件大衣盖在他身上，拿起望远镜，继续看东方。

在边境线上的一个小镇里，临时征粮站前排着长队。

农民们赶着马车，拉着一袋袋粮食，等着上交。

粮食是征用的，没有钱，只有一张收据，上面写着“战后补偿”。

农民们把粮食从马车上卸下来，堆在粮站前面的空地上。

小麦，黑麦，大麦，燕麦，土豆，干草，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下一个！”一个文书的喊道。

一个老农赶着马车走上去。他的马很瘦，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车上装着十几袋黑麦，袋子是用旧床单缝的，针脚歪歪扭扭。

“叫什么名字？”文书问。

“哪个村的？”

“滕森博格。”

文书在一张表格上写了几个字，撕下一张收据，递给老农。

“这是收据，收好了，战后凭这个领补偿。”

老农接过收据，看了一眼，折好，塞进帽子里面。

他转过身，走到马车旁边，从车上拎下最后一袋黑麦，扛在肩上，走到粮堆前，扔上去。黑麦袋砸在粮堆上，扬起一片灰尘。

他拍了拍手，走回马车旁边，拉着缰绳，把马牵到一边。

“施耐德先生。”文书叫住了他。

老农停下来，转过身。

“你的马。”文书看了看那匹瘦马:“马也要征用。”

老农愣了一下。

“马也要征用？没有马，我怎么走？”

“你可以坐卡车，免费的，但马不能留，必须征用。”

老农看了看那匹马，马也看着他，大眼睛里映出他的影子，他养了这匹马二十年了，它帮他耕过地，拉过车，驮过粮食。

它老了，瘦了，干不动了，就像他一样。

现在，连它也要走了。

他伸手摸了摸马的头，马的皮肤很粗糙，鬃毛很硬，耳朵在轻轻转动，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站在那里，用头蹭着老农的手。

“走吧。”老农拍了拍马的脸，把缰绳递给文书。

文书接过缰绳，牵走了马。

马很温顺，走得很慢，蹄子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哒哒声。

老农站在那里，看着马的背影，看着它被牵进了一个临时搭起来的马厩里。

大马厩里已经关了十几匹马，有的在吃草，有的在发呆。

老农转过身，向卡车走去。

他的腿有点瘸，走起路来一轻一重的。他爬上车厢，坐了下来。车厢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都是他村里的人，都认识，但没有说话。

卡车发动了，向西开去。

老农靠在车厢板上，闭上眼睛。

他的手里还攥着那张收据，攥得很紧，纸都被汗水浸湿了。

1944年4月23日，中午，德波边境线，西普鲁士，渡口。

渡口挤满了人。

卡车，马车，自行车，徒步的行人，都在等着过河。河很宽，河水很急，渡船只有两条，一趟只能装几辆车和几十个人，岸上的人排着长队，一眼望不到头。

一个军官站在渡口边上，拿着铁皮喇叭在喊。“不要挤！排队！老人和孩子先上！老人和孩子先上！”

没有人听他的，所有人都想先上船，所有人都怕苏联人追上来。

有人在推，有人在挤，有人在骂。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被挤倒了，孩子摔在地上，哇哇大哭。两个士兵冲过去，把女人和孩子从人群里拉出来，护送到船上。

“让开！让开！”士兵们用身体挡住人群，把女人和孩子送上了船。

船开了。

船上的空间不大，人和行李挤在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女人抱着孩子坐在船尾，孩子还在哭，女人哄着他。

东岸上还有很多人，还在排队，还在等。

船到了西岸，人们下船，上船，又开回东岸。

一趟又一趟，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下午。太阳从东边移到头顶，又从头顶移到西边。

在渡口旁边的一个粮站里，堆满了从各村各镇运来的粮食。

粮食堆得像几座小山。

粮站外面停着几辆卡车，士兵们正在往车上装粮食。

一袋一袋地扛，一袋一袋地码，码得很高，快碰到车顶了。

“快点！快点！”一个军士在催:“天黑之前要运到奥得河那边去！”

士兵们加快了速度。

一个年轻的士兵扛着一袋黑麦，从粮堆走到卡车前，把袋子举起来，扔上车。

他喘着气，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身上的军装早已湿透了，贴在身上，后背有一大片汗渍。

“第几趟了？”旁边的士兵问。

“第九趟了。”

“还有多少？”

年轻的士兵看了看粮堆，又看了看卡车。

“还多着呢，干吧。”

他又扛起一袋，向卡车走去。

在粮站后面的一片空地上，几百头牛，羊，猪被圈在一起。

牲畜们在叫，哞哞、咩咩、哼哼，混在一起，像一首没有旋律的交响乐。

士兵们正在杀猪宰羊，刀光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又一下，一头头牲畜倒下去，血从喉咙里喷出来，流在地上，汇成一条暗红色的小溪。

一个老兵蹲在猪圈旁边，手里拿着一把杀猪刀，刀尖上还在滴血。

他的面前躺着一头刚被杀死的猪，猪的喉咙被割开了，血已经流干了，眼睛还睁着，望着天空。

老兵把刀在猪身上蹭了蹭，站起来，走到猪圈边，看了看里面剩下的猪，还有十几头，够杀到天黑了。

“今天晚上吃什么？”一个年轻的士兵走过来。

“猪肉。”老兵说:“吃不完的就做成香肠，带走。”

年轻的士兵看了看那些被杀的猪，咽了咽口水。

“好几天没吃到肉了。”

“今天就让你吃个够。”老兵笑了笑。

在边境线上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小镇，每一个城市，同样的场景都在上演。

从西普鲁士到上西里西亚，从但泽到克拉科夫，整条边境线都在沸腾。

卡车的轰鸣声，火车的汽笛声，牲畜的叫声，人们的哭喊声，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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