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27日，上午八点，波兰西部，罗兹市，市政厅。

罗兹这座城市在战前是波兰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人口六十多万，工厂林立，可以说是一个工业化中心城市不为过，也是波澜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

从1939年10月份开始，德国人占领了它将近五年，五年里把这里的工厂变成了军工厂，

把这里的工人变成了奴隶，把这里生活的悠太人们送进了奥斯维辛。

现在，红军来了。

德国人跑了。

城市也算还在，但已经破败不堪。

街道上到处是碎石和碎玻璃，电车轨道被炸断了，扭曲的铁轨翘起来，像死人的肋骨。

所有的工厂和教堂都被德国人给炸了，烧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波澜人可以说几乎是什么都没了，粮仓也都被炸了，一些大型的公寓更是难逃毒手，基本上都被烧成了废墟。

这里的市政厅是这座城市少数几栋还算完整的建筑之一。

灰白色的石墙，高耸的钟楼，大门上方刻着波兰的国徽。

一只白鹰，但鹰头被德军士兵凿掉了，只剩下翅膀和爪子。

今天，这座市政厅的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汽车，吉普车，卡车，指挥车，还有几辆摩托车，横七竖八地停着，把整个广场塞得满满当当。

内务部的卫兵们站在门口，戴着蓝色帽子，腰间别着手枪，肩膀上扛着步枪，眼睛警惕的盯着每一个进出的人。

从早上七点开始，就有军官陆陆续续地到了。

先是团长，然后是师长，然后是军长，最后是集团军司令。

他们从各个方向赶来，有的坐吉普车，有的坐卡车，有几个骑兵师的师长还是习惯骑马来的。

这里逐渐变的热闹起来。

市政厅的大厅被临时改成了会议室。

大厅很大，以前是被市民们申请举行婚礼和庆典的地方，天花板很高，上面画着波澜名人们的画像，画得栩栩如生，只是有些画像上被德国人涂了万字徽，还没来得清洗。

大厅里摆满了椅子，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一共三百多把椅子，每一把椅子前面放着一个搪瓷缸子和一个纸袋，纸袋里装着几块饼干和一块巧克力。

讲台前面立着一块白板，白板旁边放着一盒彩色粉笔。

先到的军官们三三两两地坐在椅子上，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看文件，有的在喝水，有的在吃饼干。

大厅里嗡嗡嗡的，好不热闹，说话声，笑声，咳嗽声，椅子挪动的声音，混在一起，听起来乱哄哄的。

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司令雷巴尔科坦克兵上将坐在第一排，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在看。

他是个矮个子，但很壮实，肩膀宽得像一堵墙。

旁边坐着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司令卡图科夫坦克兵上将，两个人是老乡，都是莫斯科人，也是多年的战友。

卡图科夫比雷巴尔科高一些，瘦一些，面容和蔼，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还有那种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的人的气质。

“卡图科夫，你说今天叫我们来干什么？”雷巴尔科把报纸折起来，塞进口袋里，从纸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剥开，咬了一口。

卡图科夫闻言耸耸肩:“不知道。也许是补给的事。我们的坦克都快没油了，炮弹也不多了。”

“补给的事用得着叫我们来？后勤部长来就行了。”雷巴尔科把剩下的巧克力塞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又从纸袋里掏出一块。

卡图科夫看了他一眼，笑了。

“你胃口不错啊，一块接一块地吃。”

“饿。昨晚没吃晚饭。”雷巴尔科把第二块巧克力也吃完了，拍了拍手上的碎屑:“部队要休整，我也要休整，天天吃粗糙的黑面包，胃都有点受不了。”

他们旁边坐着近卫机械化第一军军长克拉夫琴科坦克兵中将，他是瓦列里的老部下，从斯大林格勒就开始跟着瓦列里打仗。

个高个子，瘦长脸，嘴唇很薄，平时不爱说话，但一开口就能说到点子上。

他正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像是睡着了。

“克拉夫琴科，你睡着了？”雷巴尔科拍了拍他的胳膊。

克拉夫琴科睁开眼睛。

“没有。在想事情。”

“想什么？”

“想华沙，那一仗打得不好。损失太大了。”克拉夫琴科的声音很低，声音有些疲惫。

雷巴尔科的笑容收起来了。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瓦列里同志说了，华沙是必须拿下的，拿下了华沙，通往柏林的大门就算开了。”

“你说的是有道理，可我还想复盘一下。”

克拉夫琴科说着，他又闭上了眼睛。

“好吧，我也得像你学习一下了，事实上，克拉夫琴科同志。”雷巴尔科想了想说道，他基本上只有吃瘪了才会复盘一下，克拉夫琴科可不一样，基本上每场战斗后都复盘。

“你早该这样了，雷巴尔科。”卡图科夫笑呵呵说道。

除去前面的坦克兵将军们，后排座位上，几个步兵师师长正在聊天。

近卫步兵第七十七师师长谢尔盖耶夫少将是个大嗓门，说话的时候整个大厅都能听见。他四十出头，光头，满脸横肉，看起来不像个将军，倒像个屠夫，看起来一拳肯定能把人给打在地板上起不来。

“我跟你们说，这次休整至少得一个星期。我的师从2月14号开始打，到现在两个多月了，没兵员损失了百分之四十，坦克损失了百分之四十，还有百分之三十得修缮，再不补充，就打不动了。”

谢尔盖耶夫的声音在嗡嗡声里格外突出。

“谁不是呢？”近卫步兵第七十九师师长涅佐夫少将接过话。

他是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脸庞瘦削。

“我的师在华沙老城跟ss打了好几天，伤亡了四千多人。现在全师能打仗的不到六千人。”

“行了行了，别诉苦了。”近卫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科罗捷耶夫少将摆了摆手:“瓦列里同志叫我们来，肯定有好事。说不定是要给我们发勋章。”

谢尔盖耶夫笑了。

“发勋章？我宁可要弹药。”

几个人闻言都哈哈大笑。

随后大厅门口又走进来几个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现在的他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跟瓦列里打这一段时间，可是把他打爽了，光是躺赢得到的战功就有不少。

当然，叶廖缅科最大的收获是跟瓦列里学校了不少作战指挥方面的灵活应对技巧。

他身后跟着参谋长彼得罗夫斯基，手里夹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两个人走到前排，在雷巴尔科旁边坐下。

“叶廖缅科同志，今天到底是什么事？”雷巴尔科凑过去问。

叶廖缅科看了他一眼，故作神秘的道。

“等瓦列里同志来了，你就知道了。”

“你肯定知道，透露一点。”

叶廖缅科摇了摇头。

“不行，瓦列里同志说了，他要自己讲。”

雷巴尔科撇了撇嘴，没有再问。

伴随着时间流逝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三百多把椅子，很快就坐满了。

后来的没有椅子，只能站在后面。军官们穿着各种军装，各种颜色的都有，坦克兵军官有些人穿着夹克，步兵军官有些人穿着老式的大衣。

大厅里弥漫着烟草味，汗味和皮靴的皮革味。

八点五十分，瓦列里还没有来。军官们开始有点躁动了。

有些人站起来，伸懒腰，活动腿脚。

有些人走到前面，跟熟人打招呼。

大厅里的嗡嗡声更大了，像一群蜜蜂在耳边飞。

“瓦列里同志是不是太累了？”卡图科夫放下手中的报纸:“我听说，这两天他都没怎么睡。华沙那一仗，他一直在指挥所里盯着。”

“能睡才怪。”雷巴尔科看了他一眼:“华沙打了这大半个月，他瘦了至少六斤，你看他那张脸，又瘦了。”

“可不是。”克拉夫琴科突然睁开眼睛，插了一句:“我去指挥部汇报战况的时候，看见他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现在一天抽两包。”

“我感觉我们得跟内务部说说了。”

“是啊，得让瓦列里同志注意一下身体。”

“要不然直接给斯大林同志发个电报吧……”

“光一个人说肯定没有份量，所以我们联合吧！”

“带我一个。”

“也加我一个。”

在这种热闹的氛围中，九点整，大厅的门被推开了，瓦列里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军便装，没有戴帽子。领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衬衫的领子有点皱了，像是从箱子里刚拿出来没熨过。

年轻的脸上有明显的疲惫，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黑眼圈很重，像被人打了两拳。

瓦列里走上讲台，站在桌子后面，双手撑在桌沿上，看着台下。他的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又从最后一排扫到第一排。

大厅里很快安静了。

所有的嗡嗡声都消失了，所有的笑声都停了，所有人都坐直了身体，眼睛盯着讲台上那个年轻人。

瓦列里没有说话。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把手帕放回口袋，然后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

“同志们。”瓦列里随后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今天叫大家来，只有一件事。”

他停下来，看着台下。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德国人的土地了。”

台下没有人说话。

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打了三年的战争，终于打到了德国人的家门口。

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斯大林格勒到库尔斯克，从库尔斯克到第聂伯河，从第聂伯河到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到波兰，一步一步，辗转打了一千多公里，死了几百万人，终于打到了德国。

瓦列里的声音更大了。

“进入德国人的土地，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打仗。我们要消灭德军的残余力量，我们要占领德国的城市和乡村，我们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在柏林城头。”

说到这里，瓦列里故意停顿一下，语气变的有些严肃:“但是，同志们，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件事必须记住，我们是苏联红军。红军有红军的纪律。”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粉笔，转过身，在白板上写了两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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