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的窗朝西，下午的阳光从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反射进来，不刺眼，但把整个房间照得发白。沉牧之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案卷。一个普通的合同纠纷，原告被告拉锯了两年，谁都耗不起了。

手机响了。号码不在通讯录里，区号是境外的。他没有马上接，让铃声响了三下，在第四下响起时拿起来。

“沉律师，您好。”

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中间隔着几层转接，像隔着一层丝绵在说话。很客气，不带口音，礼貌到几乎听不出任何情绪——这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的声音。

“哪位？”

“我是霍先生的秘书。霍先生想请您帮一个忙。”

沉牧之靠在椅背上。霍先生。他见过这个人两次，都是在律师办公室。霍先生不是他的客户，是他曾经帮霍先生的公司处理过一些跨境业务的法律架构。那些业务在法律边界上走得很稳，每一步都踩在合规的在线。沉牧之接那样的业务，因为他需要钱，也因为那些业务本身不违法。他不需要问霍先生除此之外还做什么——商人的手不可能只伸进干净的地方。

“什么忙？”

“有一个年轻人，叫林深。他手里有一些据说对霍先生不利的东西。霍先生想知道，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

沉牧之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林深。这个名字他没听过。

“什么叫做‘对霍先生不利的东西’？”

秘书的声音没有任何波动，象在念一份已经反复校对过的稿子。“具体内容，霍先生也不太清楚。他只知道那个年轻人最近在找渠道，要把一些数据交给某些方面。霍先生想知道那些数据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里面有没有他的事。如果不是——”

“不是怎样？”

“不是，那就不用担心了。”

沉牧之沉默了片刻。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合理，但他听出了另一层含义。霍先生要的不是真相，是判断风险。他不在乎年轻人手里有什么，他在乎那些东西对他有没有威胁。如果威胁存在，他需要知道威胁有多大。不是威胁，无所谓。

“他手里的东西，霍先生见过吗？”

“没有。没人见过。只知道他曾经在园区工作过，后来走了，带走了服务器里的部分数据。”

“他想要什么？”

秘书沉默了一下。“他没说。他只想把东西交出去。”

“交到哪里？”

“不知道。”

沉牧之换了一只手，把椅子转到侧面。窗外的阳光从玻璃幕墙反射过来，刺进眼睛，他眯了一下，没躲。

“霍先生为什么不直接找他？”

“找不到。他躲起来了。”

“那我也帮不上忙。人都找不到，我上哪去搞清楚他手里有什么。”

秘书再次沉默。这一次比上一段长了一瞬，呼吸声从听筒里漏出来。

“沉律师，您认识很多人。有些事情不需要直接找到本人。”电话挂得恰如其分。沉牧之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暗下去。林深。他默念这个名字，从记忆里搜了一遍——没有。他不认识叫林深的人，没在任何案卷里见过这个名字。但秘书最后那句话的意思是：让沉牧之帮他查到那个年轻人手里是不是真有东西。不是通过林深本人，是通过沉牧之能接触到的其他渠道。

沉牧之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日光灯是新的，刚换过，白炽灯光均匀地铺在头顶上没有死角。他想起几天前秦墨来事务所，坐在现在这把椅子上喝了一杯凉掉的茶，说了一句“要出趟远门”。

“去哪？”

“南边。”

秦墨没说具体地方。沉牧之没细问。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不涉及对方工作的事，不需要交代。线索象一根丝线从回忆里抽出来，一端系在秦墨的“南边”上，另一端悬在半空，没有着陆。

沉牧之拿起手机，拨了秦墨的号码。提示音说对方不在服务区。不是关机，不是忙音，是不在服务区。他把手机放下，拨了另一个号码——国际刑警组织的老朋友。

“老周，帮我查一个人。林深。二十四岁左右，计算机专业，可能在h国待过。”

“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

“你欠我一顿饭。”

“记着。”

挂了电话，沉牧之站起来，走到窗前。玻璃幕墙反射的光移到了左边，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亮斑。事务所楼下有人在按喇叭，一声长一声短，象在吵架。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桌前，翻开那份合同纠纷案卷。读了几行又合上，放在一边。脑子里挥不掉的不是那通境外电话，是秦墨那句“南边”。南边很宽，从云南到广西，从广西到境外，都能叫南边。秦墨不告诉他具体地方，是因为不能告诉他。不能说的原因有很多种。最麻烦的那一种，是他去了一个不能说的地方，接了一个不能说的人，办了一件不能说的事。

手机亮了。国际刑警的朋友回了消息：“查到了。林深，二十四岁，国内某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一年前持旅游签证出境，未归。之后没有出入境记录。目前状态：失联。”

沉牧之盯着“失联”两个字。出境，未归。没有记录。一个活人凭空消失了。或者被人藏起来了，或者自己在躲。

他回了一条：“能查到他在那边跟谁接触过吗？”

“查到一些。他入境之后去了北部，那边有几家科技公司。他没有正式入职记录。”

“什么科技公司？”

“软件开发、外包服务、网络技术支持。其中有一家的母公司注册地在bvi，股东信息不公开。从资金流向看，跟霍先生那边有点关联。”

沉牧之把手机扣在桌上。霍先生，林深，秦墨。三点一线的型状，如果中间那条线是直的，就要去那个地方了。

他拿起车钥匙走出办公室。下楼的时候遇到楼下的邻居拎着菜篮子往上走，两个人错身的时候对方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沉牧之冲她点了点头，她没回应。他出了楼门，阳光直射下来，刺眼。

上了车，没发动。他坐在驾驶座上，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秦墨的号码，又拨了一遍。不在服务区。还是不在。他放下手机，把车窗摇下来。风吹进来，热的。沉牧之闭了一下眼睛。霍先生的事情，他知道霍先生怕的不是林深这个人，怕的是他手里的东西。秘书说“他手里有一些据说对霍先生不利的东西”，但秘书说“他只想把东西交出去”。交出去，交给谁？他在脑海里看了一遍h国北部各方面的势力——霍先生的电诈网，金三角坤颂的毒品信道，还有一位做赌场和边境贸易生意的代号“将军”。任何一方都吃不下另外两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手上都沾着同一种洗不干净的底色。沉牧之帮他们中的某些人处理过跨境业务。那些业务不犯法。但业务背后的钱犯法，他知道。他需要钱，但他回避那些钱真正的来源。他是一个字不问，那些人也不说。

现在，一个年轻人手里攥着那些来源的证据。霍先生坐不住了。

他把车窗摇上来发动引擎，开回事务所。

走进办公室，坐到桌前，翻开合同纠纷案卷。读了几行，又合上，放在一边。脑子里挥不掉的不是那通境外电话，是秦墨那句“南边”。南边很宽，从云南到广西，从广西到境外，都能叫南边。秦墨不告诉他具体地方，是因为不能告诉他。不能说的原因有很多种。最麻烦的那一种，是他去了一个不能说的地方，接了一个不能说的人，办了一件不能说的事。沉牧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里了。秘书那通电话，某种程度上已经把他拽了进来。他了解秦墨，认识霍先生，能接触到坤颂和将军的渠道，还能在国际刑警那里问出名字。他要查林深，比任何人都快。秘书知道他快。

沉牧之闭了一下眼睛。电话响了。秘书又打来了。

“沉律师，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考虑什么？”

“帮霍先生搞清楚那个年轻人手里到底有什么。”

沉牧之握着手机，没说话。

“霍先生说，不会让您白帮忙。”

“不是钱的事。”

“那是什么事？”

沉牧之想了想。“我不知道他手里有什么。我也不能保证我能查到。”

“您尽力就好。”

秘书挂了电话。沉牧之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

秦墨的号码他没再拨。不在服务区，拨多少遍都一样。他会等，等秦墨回来，或者等秦墨主动联系他。在这之前，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查。林深的名字已经刻进他脑子里，烧掉了所有可能偏离的记号。他只需要等消息。消息会从不同渠道慢慢汇过来，象水从各个方向流向同一个低处。那个低处就是这次任务的终点。霍先生不是终点，坤颂不是，将军不是，甚至林深手里的证据也不是。那是一条路。路的那头，是沉牧之不知道的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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